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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
姓名:王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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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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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官山茑屋书店开业的时候,我刚刚熟悉一份新工作。那时,我所在的地产公司有18000平方米的商业准备自营,并聘请了日本设计公司“胡蝶设计事务所”对空间进行功能分级。

那个夏天,在一个俯瞰碧海的会议室里,我参加了多次会议,旁听“胡蝶”的主创设计师赤尾洋平等人对空间的理解与设计。18000平方米商业空间算不得大,一部分用作餐饮,招商的品牌来自香港,在上海新天地、北京前门均有价格不菲的营业餐厅。

已经是六七年前了,那会儿,中国生活方式的消费升级还没有发生,品牌招商并不顺利,除了这家还可以说几句的餐厅,最初招商的一些品牌在今天看来已不具备优智生活的竞争力,至于书店、咖啡店、轻奢买手店等关涉生活方式的品类尚未萌发,远不是今天的气氛。

我写过一个提案,把一些小型的边角空间以较低的租金或是免租的方式提供给一些别致品牌的咖啡店/手工店,以增强这18000平方米商业空间的人均活力。

个人的局限性永远如此,尽管我对代官山茑屋书店有了皮毛了解,也欣赏它的复合商业能力,但是没有把它与18000平方米商业空间的优化使用联系起来。

就这样,六七年一晃而过。写下上面这些时,我才意识到,18000平方米商业裙房水滴状的外立面设计与代官山茑屋书店T字型的外观视觉竟是那么相像。

后来,去日本,我并没有直奔代官山茑屋书店,总觉得书店不应该是目的地式的景点,况且我对朝圣式的拜访有着天然抵触。于是,在日本的第一个十五天,代官山茑屋书店没有列入我的行程,而是在旅行和生活的途中经过了六本木、涉谷、小豆泽等几处茑屋书店(TSUTAYA)的书店生态升级版和音像家电基础版。

这种目的性之外的了解让我避免了对茑屋书店的单一理解,从茑屋书店的不同经营业态中,逐渐了解到茑屋书店的起源、发展和升级,像起源于大阪、在东京升级等通过互联网和有关书目可以查阅的信息就不赘述了。

涉谷的TSUTAYA(茑屋书店)就在那个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旁边,其中有几层用于传统的电子音像租赁业务。

我的理解是,由于对租赁的充分实现,它解决了知识产权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图书CD的商业困境。在涉谷茑屋书店,我曾通过店员查询谷村新司的CD,她未经电脑查询,就径直带我到了摆放着所有谷村新司唱片的货架旁。相较于单张购买,1000日元/6张CD/周的租赁价格再合适不过。

也是慢慢发现,对于杂志、书籍、CD的兴趣,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本源,那就是对有序与无序的组合式热爱。

某种意义上,这些对繁杂实现的归类并达成的并行不悖,好似天体运行的可测不可知。在涉谷TSUTAYA(茑屋书店),透过玻璃窗望着人来人往,所想所感大概如此。

一天,东京下着雨。我从六本木的森美术馆参观结束后就到了不远处的茑屋书店。与涉谷以及横滨、大阪、京都等其他位置的茑屋书店一样,六本木茑屋书店的饮品也是与星巴克合作。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观览了这处空间的结构模式和组织形态。渐渐清晰的判断就是,身处其中,所见即是商品,无论书籍、杂志、文创还是装饰画、滑板甚至艺术品,映入大脑中的反应均是商品,都可购买。

对书店而言,这是极为难得的商业氛围营造。通常,人们对书店的认知是,固化的消费是书,是文创,是饮品,其他元素大都被当成空间装饰物。但茑屋书店通过陈列,就实现了商品属性的充分表达,国内很多书店空间运营的困惑迎刃而解,不再是多么不可解的难题。

小豆泽附近有一家7-11集团旗下的社区购物中心,它内部的TSUTAYA(茑屋书店)还是传统的音像家电版,代表了茑屋书店比重最大的业态。为了便于理解,可以把它想象成还没有进行线上尝试的京东以及初级阶段的国美、苏宁、五星电器+爱书人音像。

消费方式与经济水平密密相关,后来,生活方式需要越来越丰富的改变,传统的经营业态就不合时宜了,慢慢生长出了茑屋书店的结构。

又一年,再到日本。我站在横滨高岛公园,望着晚霞由白粉色变换到雪白,一边看风景,一边想象1868年李希霍芬从加利福尼亚出发经横滨换乘哥斯达黎加号前往中国的场景是什么样子,想象李希霍芬看来“一无可看之处”的、还没有受明治维新影响的横滨是什么样子,直到满天的暮色。

去往车站的路上,经过横滨高岛公园不远处的商业区,路边一家茑屋书店,由于熟悉了它的生态,所以吸引力来自那些与其他茑屋书店不同的细节,比如百年文库,比如生日图书。装帧设计也经过统一考虑,一同陈列出现的时候,作为旁观者,可以体味到文学的某种不可言说、无需言说的气势。

又一年,我才想起去代官山茑屋书店看看。不过,我先在中黑目地铁站下车,出站便是纵横而过的立交桥,一家新运营不久的茑屋书店就在桥下。

这家茑屋书店利用地铁人流而设,把立交桥底的空间充分设计,就出现了左右对称的多重空间。

因地而设,所以书并不多。杂志、咖啡以及烘焙比例自然增长,以匹配车站来往的行人。

左手空间入口陈列着不同风味的香水,柚子版、茶版等等,遵成茑屋书店一以贯之的品牌合作方式,照例有香水的品牌名片摆放在一边。坐了一会儿,试了试放置在书架中的图书查阅系统,我就徒步走向代官山了。一路风景自不必赘言,另有契合个性生活方式的居酒屋、服装店和古董店。

由于是随意游览,不时会钻入一些店铺,沿路有一家服装店值得推荐,一路走,一路看,夜色下到了代官山茑屋书店。

与中黑目地铁口的茑屋书店相比,代官山茑屋书店的图书查阅系统就更精准,可以对位到具体书架的具体隔断。在代官山茑屋书店,同一个作家的书没有集中在一处,书店合作品牌都附设了名片信息,在瞩目的杂志陈设区,看到了钟爱的《B》杂志。《B》杂志对品牌的诠释可以再单独写一次,如果说《B》与茑屋书店的连接性,我的理解是,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品牌文化力的推崇以及从品牌文化力当中唤醒出的商品属性和商业价值。

关于代官山茑屋书店的基础介绍,自行搜索吧。对它的介绍和分析比比皆是,我觉得它的土地使用是容易被忽略的地方,一块又一块的小块土地意味着的城市生长的无穷可能,只有小块土地的出让越来越多,文化空间的多元性、商业空间的丰富性以及生活空间的舒适性才会越强。

从这个角度望去反观中国,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伤害了空间的多元性、丰富性和舒适性,当然,碧桂园、恒大、万科们也无一例外是城市空间活力的破坏者。

到了代官山茑屋书店,我拿了代官山茑屋书店的地图,又在三栋单体建筑内穿梭,逐一了解它的展陈方法。

空间实在太大,然而因为内部容纳的商品的丰富,空间处理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需要做的就是分门别类优化了(分类是日本的特长)。

观览代官山茑屋书店,1号馆增容的超级市场,2号馆加设的儿童成长,3号馆配载的旅行服务,我认为都是中国书店空间可以借鉴的商业路径。

其实,书店空间的设置只要更好地实现视觉参与和身体互动,它的活力和魅力就像空气那样无处不在了。以代官山和大阪枚方为代表的茑屋书店,随着品牌商品的丰富,它们实质上也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消费(购物)中心。

我觉得,书店未来的零售价值会有相当比例出自空间感受,所以,营造有别于日常生活但又连系着生活日常的商业空间就变成了生活力的动源。

与子之间,不都是表面的断裂的代沟,还有许多非表面的对话的代联。

李安得了奥斯卡以后,李安的父亲对他说:“你既然已得了奥斯卡,以后该做点正事了罢!”在《卧虎藏龙》里,李安透过玉娇龙的手,展现出他父亲一挥而就的草书。

潘震泽念大学时,潘震泽的父亲对他说:“读了这么多书,怎么也没看你发表过什么文章?”在《科学读书人》的序言里,潘震泽提到了这段往事,他说后来“觉得自己有点东西可写,也花了时间写出来发表在《中央副刊》,未尝没有一点补偿的心理。”

父亲在儿子的影片里表演他所钟爱的书法,父亲订几十年《中央日报》读儿子的文章,对李安和潘震泽而言,这些是他们孝顺父亲的独有方式,也是与父亲对话的特有方法。

父子之间的对话往往不那么直接,都多少带有一点儿迂回的味道。他们都需要从对方的认可中获得自我确认,既像捉迷藏,又像猫捉老鼠,父子二人都在了解、让步、坚持、委屈中徘徊。对父亲而言,这一场父子对打首先出现的是在儿子面前建立威严,然后才是对儿子表达欣赏;但对儿子来说,“弑父”是成长必须要完成的事情,随后才是儿子对父亲的孺慕之情。

十年前(2007年)的元旦,天空阴郁,一副不情不愿的寡欢,海风从我的耳边掠过时,感觉到的竟是代表冬天的左顾右盼式的酷寒。那天,我从此时此刻望出去的天空下经过,置一眼望去清晰可辨的山海于不顾,带着放在背包里的在台东为父亲买的一条休闲裤,从青岛返回寿光。

迈进家门的时候,宅院里的冷清让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院子里那棵柿子树已经移除。进入深冬,地面上也不到任何从近处或从远处刮来的落叶,我略带忐忑,整理了整理脸上的表情,深呼吸,平静地推门进入。屋里的温度令我吃惊,暖洋洋的,我不清楚这究竟要称其为温暖还是慵懒。顾不得那么多,像往常一样,我告诉父亲——“我回来了”。

我从背包里把裤子取出来,递给他。父亲端详了一会儿,费了一些气力把这条新裤子穿上,腰围正好,不过裤管显得松垮,看上去空荡荡的,这是自父亲生病以来,我第一次直观地意识到他消瘦的事实。

忽然之间,我开始后悔,后悔给他买这条裤子,生怕他自己心里生出不快。粗枝大叶如我都已经察觉到一种由内向外突围而出的不适感,细腻如他又岂会不知?但是,父亲还是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跟我说正合适、正合适。他笑着,我也笑着,我们俩不约而同地隐藏了自己的本意,可是,谁又知道我们俩的笑不是为了彼此?

那天下午,我们之间还有另外一次父与子的对话,实际上最初是扯闲篇儿,不知怎的,后来慢慢发展到人与人、人与社会如何相处的话题。具体什么事情我忘记了,大略是我对我所说的坚持不已,大略是父亲担心我的坚持会让我碰壁,就这样,我的脾气上来了,我继续表达我的态度,而父亲则略有愠色地喊了我的名字——“王帅”。

在我的记忆里,那是父亲第一次喊我的名字,也是唯一一次。十年过去了,想起父亲喊我“王帅”,我现在依然难掩当时的不安。那天,父亲对我说的那番话表面意思是“你还没有长大”,非表面的真正表达却是“你已经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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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秋天 (2016/12/28 17:06:53)[发送到微博]

岛文学馆的院子里有一颗柿子树,它枝干矮小,看上去就像还没有长大的样子。几次经过,虽然它发了叶、结了果,我却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直到秋天的风掠过海面推开一团团海雾吹到我的身上,我才发现,太阳积蓄在柿子里的热量从来没有停止发挥作用,柿子已经从夏天不被人察觉的绿色变成沉甸甸的黄色了。

柿子是典型的秋天水果。对我来说,它也意味着秋天。

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家中的院子里就栽种了一棵柿子树。每到秋天,硕果累累,整个院子都仿佛泛着金黄的光。如果采摘不及时,熟透的柿子会因自身的重量跌落到地上,它饱含热情的果肉迸裂开来,瞬间就溅满了整个秋天。每当这个时候,父亲就会嘱我把自杀式回归自然的柿子清扫干净。因为一旦清扫不及时,日子一久,柿子落地的位置就会留下一片烈日灼心的黑色。

那时候还小,我对吃的热情显然要比打扫卫生的积极性要高。由于柿子是高产水果,有时候我正奉命清理地面的时候,就感觉那些还挂在枝头的柿子好像商量好了一样,从不同的位置完成各自的自由落体。隐约记得有一次,我正低头移除一个柿子的“尸体”,另一个柿子恶作剧似的砸到我头上,粘稠的汁液先批头后盖脸,那真是一次快乐的狼狈不堪。

一年又一年,一个又一个秋天,我都是这般和柿子作斗争,也不觉得生活有什么变化,直到2006年。

十年前,柿子还没有成熟的时候,父亲察觉到身体有所不适,随后到不同的医院检查、复查,待到柿子熟透了坠落在地,父亲的病灶也确诊了。那个秋天,父亲大部分时间住在医院,我也只有在节假日才回家。家里没有人,整个院子就是那棵柿子树的天下。时至今日,我仍然能为我当时推开院门的场景画一幅画——深秋的风已经驱逐了大部分树叶,剩下饱满的柿子在枝头有恃无恐,一个又一个已经完全失去水分的柿子紧贴在地面上,黯淡无光,看不出丝毫沉甸甸的黄色。

我回家那几天,父亲也正好从医院回家休息,他最后一次命我把残存在地上的柿子清理干净。那天风很大,我蹲在地上用铲子处理着到目前为止最难清扫的黯然神伤,尚未完全干枯的树叶被风卷起来,旋转着经过我的脸,像是夏天和秋天最后的一次争执。

同时,父亲还吩咐我把仍然挂在枝头的柿子剪下来。我踩着凳子,有时候还需要翘起脚,用剪刀一一把柿子摘下。那些聚在同一枝头上面的柿子,我干脆把树枝连筋带骨折断;至于那些我探长手也无法触及的柿子,就只好任由它们留在高处胜寒或者不胜寒。

一个多月以后,已是隆冬,为了父亲病情好转,就依照不知名的风水师的不知名的阴阳理论,将那棵已经光秃秃的柿子树砍伐、移除。院子里空荡荡的,尽是近在咫尺又远走天下的回声。

我想说,从那一刻起,我就明白,柿子正式在我的意识里全权代表了秋天,它从单纯的水果意义发展成为五味杂陈的情感。在我心里,小时候奉父亲之命清理柿子落地产生的污渍是那么不情愿,我总认为美好的事物如柿子不应该胡搅蛮缠、弄脏庭院,而今,我却分外怀念它们,它们成熟后的跌落像是一种特殊的荣誉,我时刻等待着父亲再次授命予我。

四季总是在环环相扣中开始,而生活总是在自相矛盾中结束。自那以后,我和父亲开始了各自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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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止符 (2016/11/6 16:58:46)[发送到微博]

1030日清晨,下乡卖豆腐的桑木梆子唤醒了村子里的冬天。

当天,我从寿光到潍坊火车站候车返回青岛。安检后进入候车厅,看到大量座位空着,我便根据阳光投射到窗内的地方找到位置坐下来。等待的时候着实无聊,于是戴上耳机循环听谷村新司的《秋止符》消磨时间。

一低头,看到满地的树木倒影。原来,落地窗外的杨树经阳光、经西风、经地面瓷砖混合的作用倒映在窗内,如果地面不是拼接,看去就是湖中的光与影、动与静。

室外的风大约很大,至少吹过树梢的风看上去很有力量,我抬起头,远处的树叶像听着音乐那样逐渐随着节律动起来。而窗内的杨树倒影却不同,树叶也在晃动,但是很轻缓,似是要停止下来。

同一棵树,同一阵风,同一束光,生产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视觉对称。我一会儿低头看越来越沉默的树叶,一会儿抬头看越来越欢愉的树叶,发觉动和静从未如此相契相宜。

火车晚点了三分钟,我赶紧趁着赏赐般的180秒一帧一帧观察着世界的灵性。当然,我并不清楚给我感觉的灵性究竟是来自树叶?来自风?来自阳光?来自地面瓷砖?还是来自一刹那的心灵?

这一幕,我仔仔细细盯着,直到火车站的提醒广播告诉我已经开始检票。

检票后进入站台,我就站在杨树旁边。风掠过树梢,树叶摩擦碰撞时传出来的声音就像海洋里的鱼跃出海面又潜入海底的样子,幸福又孤单,游刃又艰难。树叶显然不愿就此离去,可是它又不得不止步于秋天。

三个月,秋天就完成了衔接夏天和冬天的使命。

730日,那是一个几乎察觉不到风存在的湿热夜晚,喧嚣渐失,行人渐稀,城市里慢慢就只剩下远处、近处的灯火。

街边的一棵棵杨树安安静静,似乎风并没有影响到它。我抬头看着密密的树叶,它们起初纹丝不动,一眨眼的功夫,树叶摇摆起来,摆幅渐次加大,好像刚才的静止是故意克制似的。不一会儿,因为摆动,树叶之间相互碰撞,像是击掌,顺着柔和的灯光落在地上,清脆作响。

其实,并不是风的原因,因为风还是刚才察觉不到的风。

当目光移向他处,刚才发生的一切就好像消失了,再也听不到树叶叽叽喳喳了。等到目光再移回到树上,树叶又从静止开始摆动直到击掌相庆。就这样,往复循环。像人类一样,自然界的其他生命力同样丰富、细腻,并且,由于生命周期的不同,其丰富程度、表现力甚至更强烈,与人类的表达相比,自然的表达更加成熟、细节更加充实,当然,也更难用语言来捕捉。

《秋止符》循环播放的间隙,有几秒钟时间停顿,我回过神来,借用软件翻译了几句歌词,谷村新司写道——

“左撇子的你写的信,

我用右手模仿临摹。

如果不脱下沉重的外套,

将无法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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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而异,慢慢的,无法识别出历史中心区,这才是理想的城市进化。

实际上,中国的城市原本具有这种先天优势。过去,不论城市还是乡村,礼法之下,它们的规划意识非常强。在《考工记》《商子》《管子》《墨子》等记载之中,都体现了对大尺度空间的处理技巧和规定。作为周礼的一部分,《考工记》不仅确定了“都”“王城”“诸侯城”的三级城邑制度,还对用地功能有严苛规定——“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后世中国城乡莫不沿袭这种人文地理概念筑城建乡,即,依据文化模式构筑空间格局。

然而,礼法的局限性又令中国城市空间和建筑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尽管改朝换代不会改变空间规划的原则,可是,建筑本身的延续性却会因此中断。所以,同样是物理形态和空间结构,在中国,城市就不具备书画那样传承有序的鲜明特征。甚至相反,作为空间的内容部分,城市遵循的一直是推倒重来、破旧立新的方法,它自始至终都拒绝延续性,哪怕是现在。

城市和书画虽然都属于空间的内容,但是它们的欣赏方式全然不同。从古继承的这种天生带有偏见的审美习惯影响了中国城市现在的规划,所以,试图用欣赏书画的方式保留北京城的梁陈方案也被否决,遑论其他。

以至于最终任何一座城市老城区面临的保护问题注定是断点式的,整体保护老城既缺乏历史意识支撑,也无现实的技术和方案可落实。最根本的是,过去的城市,公共空间占比极高,而现在的城市公共空间极速萎缩,尽管城市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城市公共空间的压缩才是老城区保护或者说老城区改造面临的最大问题,较高比例的公共空间相当于书画的留白,它妥帖处理了空间内容的有序与条理。某种意义上,公共空间是解决城市各种矛盾的关键,因为它的具象性和抽象性一起帮助城市协调了自身整体的合理性。

人均公共空间的增加不仅可以丰富人与城市的关系,也会间接避免人与人在这个时代的情绪冲突。对城市来说,尽可能增加人均公共空间而不是缩减才是柔软城市的塑形关键。眼下,视觉情绪之于社会情绪的作用,在现代的中国已经渐变,它刚柔相济,它软硬兼施。 因此,公共空间的增加除了物理空间以外,视觉空间的无障碍延展也成为必要的一种。

反观国外,它们构建空间使用的并不是文化模式,而是比例关系。由于没有礼法约束,国外的城市在制造的时候一旦确定了条理性——比例关系,后世延续的可能性就会提高,逐渐无法识别出历史中心区这种理想的城市进化就会成为现实,巴黎如是,马德里亦如此。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按部就班,即兴建造城市的也有。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是对比鲜明的实例。西班牙的城市大都呈几何状,广场较大,街道从广场平行延伸,它的地理布局由计划者在头脑中事先确定。而葡萄牙的城市并不讲究条理,街道上下曲折,计划者并不关心几何形状,只是在必要的地点修造建筑物,即兴性太强。

两种不同的对城市空间的理解后来分别延伸到它们各自的殖民过程之中,西班牙之于马德里、布宜诺斯艾利斯,葡萄牙之于里斯本、里约热内卢。相较于葡萄牙的即兴,更有条理的西班牙城市的发展显然更理想,它更不易出现抛弃旧城的情况,而是年深日久,历史中心区与后来的城市空间渐渐融为一体。

对目前中国城市的老城区的未来来说,古今和中外都是镜子。古代的中国城市提供了一种大尺度空间规划的样本,而国外的城市则树立了一种如何无法识别出历史中心区的方式。

回到国内。在青岛老城区,拆迁的原因影响了潍县路、四方路、海泊路、博山路的原住民。人口流失了很多,街道忽然空阔起来,人口密度的骤然降低也改变了空间原本的丰富性,有一种大海退潮的感觉。就像与潮水溯洄的节奏错位那样,所剩不多的原居民像搁浅在沙滩上的蛤蜊、鱼虾甚至是庞大的鲸鱼,既不能上岸,又不能回到生态周全的大海,以至于所有动作都被无限夸大了,哪怕是日常的呼吸都像在挣扎,犹如失群的大雁,为了归队而不停地呼喊,久而久之,平常不过的信号传递在旁观者听来哀伤又凄惨。

归根结底,城市活力的复兴与以时间为标准的人有关,也就是说,空间、时间和人在一起才能建筑起空间的活力系统。由此去看,老城区活力复兴的关键在于夜晚的人,新城区活力复兴的关键在于白天的人。可是,面对这两类空间,中国的城市目前都没有解决以时间为尺度的人的问题——它们都是单向度的,老城区的单向度是白天的商业氛围,新城区的单向度是夜晚的居住氛围,时空的割裂让商业和生活无法吻合,于是,异梦同床的沉默就加剧了起来。

对中国城市的老城区而言,可靠的见证者并不多,它的确丰富到细节无处安放,生活的痕迹四处乱窜,摁都摁不住。这是因为时间太过长久,空间的肌理都已经互通,以至于浮现出来的每一种生活情态都像耗子那样,从房梁到下水道,纵横无阻。最后,丰富性既是老城区鲜活的所在,也成为其破败的因由。

祸福相倚,老城区现在的人口流失似乎让人口密度又回归到它初始的时候。不曾想,竟然以这种残酷的告别看到了理想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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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三年前,我妹妹大学毕业前回到寿光,谋了一份房产中介的工作。由于性格内敛,也不是销售专业出身,她便在公司处理一些日常的办公事务。正值寒冬,可以想象她每天骑着电动车奔跑面红耳赤的样子,偶尔听她讲到工作的状态,初入职场,公司又小,难免有一些交叉出现的应对客户的不习惯。没多久,她就离开了。一方面在于她对房地产缺乏了解的兴趣,另外,我认为很核心的原因在于她受不了这份在灵魂中来回奔波的苦。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房产中介就揣着一股好奇之心。他们不知疲倦,无论严寒酷暑,几乎每一个社区门口都有他们的身影。很多次我深夜回家,街灯都淡了,城市都准备睡去了,可是已经从里面反锁的中介门店依然灯火通明。有时候,我甚至感觉到,他们才代表着现代城市最远处的灯火。

有一个阶段,他们的工作状态一度让我很沮丧。我被他们蜜蜂般的忙碌裹挟着进入一种巨大的沉默里面,心里暗暗恐慌,他们仿佛像镜子一样映照出我那脆弱而又敏感的内心。有一天,我和一位朋友到双井桥往东一段距离的菜市场闲逛,天寒地冻之间,钻入一家面馆用肉夹馍取暖。一个房产中介的姑娘就坐在对桌不远处,身着黑色小西装,双手拿着一个同款肉夹馍慢慢吃着,孤独,漂亮。我不时看她几眼,瞧着她,一会儿,她起身离开,带着打包的两个肉夹馍迎风而去。

她推门的刹那,寒风从门缝里挤进来,堵住了我似是而非的哽咽。

其实,房产中介只是我所遇的城市沉默里最丰满的一类。城市越大,像他们一样漂亮的孤独就越多。有一次,我在唐山市新华西道南侧的一个理发馆,帮我理发的师傅过去有两年时间在昌邑谋生,他便以此为由与我喋喋不休。他机械性地微笑着,像秋天的树叶一般失了水分,一边向我解释是职业原因生成的微笑让他脸上过早爬满了皱纹。

事实上,我也是众多孤独中的一员。那天,当我吞下哽咽走进菜市场,来到一个卖鱼的摊位前面。年轻的摊主剁开鱼头的时候一脸享受,自顾自哼着走调的流行歌曲,全然不顾世人的目光,一扫我连日来对城市沉默的不安。看上去,他们都是为生活所迫的人;可是说到底,他们又都是不愿向生活低头的人。他们无孔不入,恐怕再也没有比他们更了解城市生态的人了,如果他们转行,我猜想他们一定是一流的城市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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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改变,事态发展,万科之争的语态也从最初关乎自由的正当性的辩论进入到关乎正当的自由性的争论时段。

否定出于偏见,支持也因为偏见。偏见就像一把无所不能的刀,既有庖丁解牛的温柔,又有图穷匕见的固执。于是,曾经极右的,而今已极左。比如情怀,比如工匠精神,比如Vanker们。

事实上,现在的场景是属于Vanker们的,他们声嘶力竭的呼喊对整个事态并无修补之意,更无挽回之力。就像王小波说的那样,长安城里的故事已经结束,一切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对Vanker们来说,不论他们言语的抗争还是上街的行动,只是在向现在展示过去的苦难和未来的审判。

白T、白口罩、白纸黑字的条幅,万科员工就这样“自发”上街了,这是转型中国再经典不过的日常——对政府不公抗争最后变成了对政府的信访求助。

万科员工上街必然有每个人利益可能受损的私心驱动,然而,万科管理层的默许又让最初纯洁的个人动机——私心——注入了跨越私心的不良企图。这件持续已久的事情,已经从开始时的鹬蚌相争演变成为狗咬狗的闹剧。如果说前一阶段的对抗中存在的阴谋论还有可能推动金融市场的成熟与公众利益的进化,那么,现在的情势就是阴毛论了。

就像足球比赛前每个人对胜负的预测一样,万科之争中热衷于站队的人们尤其是Vanker的判断根本无关于理性,都是因情所动的感性倾向所致。如果双方势均力敌,比如西班牙和意大利,如此判断尚可理解;假如双方地位悬殊,比如中国和巴西,还坚持中国必胜就属于一厢情愿的不自知了。

回到中国的体系,万科股权之争就是两千多年以来儒家与市场之间的对抗与争斗。以王石为代表的万科管理层实际上是儒家的代表,去年11月采访王石,他也说,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这些好东西很容易,可是劣根性怎么也否定不了。”一直以来,大众并没有真正认识儒家,儒家并非是表层的家国天下,按照陈志武的量化分析,儒家在中国一直是目的性的,或者说儒家自始就是以分配资源为任。

关于儒家,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马丁研究发现,焚书坑儒之说并不准确,他的理解是这是西汉的儒家为了确定儒家的道德制高点而造的。所以,儒家在家国天下的情怀以外,也有目的性,或者说动机。至于市场,过去两千年从未战胜过儒家,这一次,市场的赢面并非来自以王石为代表的儒家,而是整个中国儒家式微的大势

看上去,以王石为代表的万科管理层和华润的关系像极了日本从织田信长时代到明智光秀时代这一阶段茶人秀吉和茶人利休的关系——这两个昔日志同道合者、良好的伙伴、互为反观的镜子,最终演变成利休奉秀吉之命被迫切腹自尽的结果。

遗憾的是,正如贺炜所说——可是蝴蝶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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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10月6日

最后,离开万科的时候,王石只带走了一只扁平的手提行李箱,里面有几件衣物,以及最重要的几张纸片,上面写着珠峰的不同高度。

他告诉我这个高度是在哪儿了、那个高度又是在哪儿。离开万科是因为他遭遇了一场企业内部的政变,仿若玄武门,又接近靖难。

"2016年3月21日

王石需要做一个决定。

于是,他把手伸入一个窄口圆身的陶器当中,像打暗语一般,在别人的手心里做了自己才知道的标记;随后,他又把手伸入另一个同样规格的陶器里面,对另一个人的手做了自己的判断。

轮到郁亮了,郁亮以背叛者的状态出场,他笑着,所有的人都认为王石大势已去,而郁亮也显出上风在握的样子。

最后,陶器被砸开,两只手露在睽睽众目之下。就在围观者等着王石卸甲的时刻,王石说明了他做的暗记——手心的掐痕。

局面反转地很突然,王石和郁亮抱在一起,原来这是他们预先的设计。

"2016年6月2日

万科在一山脚下竞得一块土地。

土地从山腰出发,延续到地势平坦处,坡度很小,适合依山而建错位的低密度住宅。

由于山体自然而成的坡度和有层次的山林,按照习惯的设计,几乎每一独立的房子都有山可靠有树可栖。唯一一点障碍是快到山脚的位置有一栋不知何时的建筑,既不现代又不古典。

王石执意拆除,尽管山脚下的居民有不同意见,似乎这栋建筑是他们宗室的祠堂。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终于还是拆除了。

过了一段时间,王石到附近另一处场所参加活动,结束后民众争求他的签名。

于是,他的工作人员从不远处的窗台上取来笔,一支万宝龙传承系列钢笔,黑色,尺寸巨大,工作人员双手端着取来,笔帽、笔头、笔管、笔身由王石自己组装好,签名,签名,签名。

签名者甚众,无法一一满足,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王石快步离开。

一路向北,一会儿就经过万科已经开始平整土地的山脚下,走过以后,王石又转身,发现拆除祠堂的位置被盖上了绿色的围挡。

大步向前,王石脸上有了愠色,他对遮盖拆除祠堂的位置十分不满,攀爬几步,徒手拉扯这些绿色的遮挡物,一把,一把,却徒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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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流动性和不动产的固定性这两种截然相反却又紧密相连的状态已是全球化的认知常态。城市化发展至今,社群的渴望和自助的理想不谋而合地走到了一起,流动的人和不动的房产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彼此期待。

如果说过去一段时间交通的改善、城市的互联实现的是物理空间短暂改变的满足,那么,在现阶段,供应方和需求方的对接变得越来越具体,即人的社会化流动不仅仅希望获得空间的转变,其思考重点在子女教育、父母养老以及自己的生活品质以外,每一个独立的流动的社会化的人对就业的匹配度和经济的活跃性愈加重视,这种对复合型生活服务的思维甚至成为人们对不动产选择的全球性趋势。

换言之,资产的质量成为影响人们社会流动的关键因素,并且,资产的质量变得越来越细致、丰富、多元,除了价格以外,它还涵盖了生活、教育、养老、医疗、公共空间、就业机会、邻里关系、知识获得甚至包括心情指数,它们一起组成资产的价值或者说资产的质量。

以房子为代表的资产从来没有像过去十年那样“重”,而今,人们对资产的理解发生了改变,房产保值、保“重”了这么多年以后,由于广泛的生活的延展功能的介入,它不同于过去的单一的物理层面的沉重,它复合、充盈,变得前所未有的“轻”。

因此,当房地产的黄金时代结束以后,轻资产就不再只是开发商的事情,实际上,对每一个人而言,对房产的轻与重的理解必将是普遍共识,尤其是当社会流动加剧、加速的时候,固有的居奇购买房产的意识已然落伍,这是因为,价格以外,房产的价值或者说资产的质量有了更完善的参照系,海外置业尤其如此。

先找人再找房

201657日,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在北京举办美国王牌经纪人见面会,正式对内推介“海外有家”这一海外置业一站式服务平台。事实上,2013年底,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就成立了海外事业部,按照伟业我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晖的说法,当时“我们就意识到这是一个行业发展的未来,如果你在芝加哥在洛杉矶看到一个我爱我家,你会觉得很亲切,这种服务的延展性,你不做海外市场肯定会失掉一个市场机会。”

不过,如何实现购房服务的延展性,起初对胡景晖来说并不是一件清晰的事情。尽管伴随着全球化深化以及由此强化的人的流动性,华人在全球购房已成事实;然而,如何在供需之间实现对接并不同于国内的房产交易,因为在地域差别以外,更大比例的解决方案需要应对文化差异以及后续生活,这恰恰是海外置业者关心的重点,也是与国内买房几乎对调的区别。

按照国内买房的习惯,即使到另一个城市,购房者通过自己的能力就可以完成对生活半径设施配套成熟性的了解,继而划定区域找到房源,最后由经纪人完成交易过程。而海外置业的要点却是买房以后的生活、就业等现实,胡景晖发现,“这些不是原来房产交易的普通人能解答的

一直以来,人们在国内买房的连接关系是人与房子接触,先找房再找人;而海外置业的场景却是人与人,先找人再找房。“这是我们的逻辑问题,(海外)找房从各种网站上都能看到,但是不知道这个房子适不适合,还有很多隐藏的问题胡景晖说,国外的房子不像中国都是近二十年建造的,美国有1930年代的房子,中间历经无数次改建改造,这个过程中问题很复杂。

平台化连接复合型生活场景

的确,若没有准确理解购买需求的买方经纪人,海外置业必然旷日持久且耗时耗力。这种基于人之常情的考虑正是伟业我爱我家集团“海外有家”平台推出的原因。

2014年到2015年,“我们发现如果以国内传统的销售模式,通过最终销售追踪分享佣金的话,很难”,胡景晖认为大多数时候海外置业比国内买房的周期还要长,“有些客户通过我们美国跑了七八个城市,每个城市都跟他对接经纪人,都有人贴身服务,可能一年一年半以后也不一定成交”,基于此,我爱我家把海外有家平台化,确定为一个推荐“当地资深的有专业素养的且能够通过汉语无障碍沟通的经纪人”的垂直、精深、小而美的市场。

据胡景晖介绍,海外有家平台既有线上的平台,又有线下的聚合。在线上,通过网站、APP、微信等形式,海外有家把海外置业人群与海外优秀经纪人、海外优质项目等资源进行对接。在线下则会举办购房人和经纪人的见面会,不仅在中国的城市开展推介,也会“聚合国内的购房人和投资人,借助海外有家平台,把线下活动做到美国去,组织他们去北美的重要城市参观访问、实现落地,在那边和当地优秀的经纪人面对面。”

根本上,人们到海外置业时因为文化差异和生活环境改变遭遇的状况并非与国内买房截然不同,它们都是对空间生活的一种重新理解,只不过寄予了对复合型生活场景的更热烈的渴望——附属于生活空间范围内和由此延伸的囊括衣食住行以及社交、发展、社会参与意识等等服务功能变成了人们的追求方向。

对绝大多数海外置业的人而言,他们想要获得更大的未来空间而不是让空间压缩,因此,胡景晖在阐述海外有家平台的功能时也一再强调对买房之后发展的帮助,包括“买房以后报税,报税之后规划理财子女上学租车家庭服务维修购物等需要通过经纪人来完成的内容,“如果你在美国买一套房,不自住,出租不能找到很好的打理,一定会形成资产浪费。所以从海外有家的角度来讲,我们也在探讨把从房产交易到后续落地的生活方式甚至投资房产的打理收益回报能不能够拷贝过去”,胡景晖希望通过海外有家平台延展的购房后的房屋出租、托管、再交易等增值服务,“让购房之后的故事更完美。”

不止于此,除了子女教育、养老居住这两个因素以外,人们到海外置业还有资产配置的考虑,既包括房产物业这一类的硬资产,也包括智识发展、个人成就这些方面的软资产,归结起来,它们都是人们对稳定性、多元化的寻求。这是一种极为现代的情绪,当人的社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买房这种单一的仪式性的表达已经不能满足人的心理需求。

房产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定位,就是“我知道你在哪儿”,但是,人们现在对房产的态度突破了空间定位,开始围绕空间的复合生活和产业结构聚焦,比如生活的参与度、社交的连接度、就业的可能性、经济的活跃性。某种意义上,人和房产的关系得以延伸,人与资产的关系得以确认,人和城市的关系得以建立。

什么是良性的消化

新的场景就这样出现了。当然,为海外置业提供服务并不只有伟业我爱我家,链家、中原、搜房网等房产中介机构都在涉及海外业务,它们也都从中看到了大量的人有海外置业购房的需求。谁也不想丢掉这个机会,同时,“目前国内房地产市场,不说开发环节,在营销和销售环节也存在一定的产能过剩,需要把需求向新的领域转接”,胡景晖的洞察深挖了国内房地产去库存的根源——需求的转移,这涉及产业结构转轨、人口结构转轨以及人口公共资源配套的合理性等事项。

美国最顶尖的科研开发在硅谷,但是硅谷的房价旧金山的房价没多少人能够承受,但是,任何一个互联网一个大企业,也需要大量技术型劳工,顶尖的就是几十人,下边几千人所以美国很聪明把这种技术型劳工挪到达拉斯达拉斯每年人口净流入量在增加,而且这些人不是盲流,他们是冲着就业机会来的,所以那里的房地产就好卖好租。”胡景晖举美国达拉斯的例子是想说明有效居住人口的净流入量才是判断城市活力的标准,这同时也是房地产库存良性消化的方式——产业结构和人口结构是根本动力。

没有产业链,就没有就业机会,就没有城市人口净流入,胡景晖说,“(中国)二三线城市要真正能够去库存,要把提供优质就业机会的产业迁过去,把教育、医疗这些优质公共资源配套也迁过去,造成城市人口净流入,库存自然就消化了,而这个消化是良性的消化。”

除了针对个人客户以外,胡景晖表示,在海外有家平台上面也有一些新房、酒店、商业物业等大宗海外房产交易服务提供。这是再典型不过的市场逻辑和商业逻辑,当海外置业成为趋势,当人的流动成为常态,连接其上下游的房地产中介以及房地产开发商都会结伴“出海”。

在胡景晖看来,万科、万达、绿地、中海、碧桂园等国内大型开发商海外试水与“海外有家的模式一样,处在孵化和试探的周期因为中国这些出海的房地产开发商在国外购买或开发的物业“大量的会卖给当地华人和国内投资客这种温柔的试探复制到国外能否成功并不能用国内现在的情况去预判,胡景晖认为大量的资金出海有赖于市场的考验未来是否仍然持有运营、获取收益的能力会有很多不确定因素。其实,中国今天做的这件事情三十年前日本都干过,1980年代末的时候,日元升值,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大量日本人去美国买房,个人就是买房,企业就是买机构。”

就中国的今天而言,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老百姓财富的增加,这是必须要经历的过程,“走到了今天的可能性,必然要往前迈出这一步。”但是,未来来看,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讲,胡景晖认为不论配置美元资产、到海外置业抑或是送子女留学等还是要避免走日本的老路,“实际上,中国经济长期、健康、持续、有活力的发展才能让中国人的海外置业或者说全球化的资产配置成为更可能、更健康的潮流,而不是以海外投资买房对冲国内经济的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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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里表达过这么一个意思,他说,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体验事物的方式是随时随地的。他的意思是想说明手的重要性,对建筑物来说,人才是衡量万物的标准。事实上,对街区式商业而言,它所产生的与人的互动体验才是活力的发源,在街区式商业中,文创的多元意味着人与空间接触的不同情绪。因此,空间需要建筑物把它改造成一个个具体的不同的场景,如果是单一的餐饮或是单一的商品聚集,这种单一的丰富恰恰是无法流动的缺陷。

两个月前,我在青岛市崂山区证大大拇指广场与一个朋友见面。四年前,这个以体验式城市复合生活广场为名的街区式商业中心开业时,它在中庭广场做了各种唤醒社区邻里与商业生机的尝试。几年过去了,这个商业社区显然活力不足,整个商业空间的气氛营造差不多还是四年前的旧样子,一些品牌撤离了,那些继续惨淡的品牌连起码的招贴都没有更换,褪色、泛黄、模糊,在日光下呈现衰老,活力和生机完完全全被现状掩埋。

如果说,老城区还有深埋于时间里的商业毛细血管作为支撑,对崂山区这样的新城商业来说,商业活力的实现要困难很多,因为它根本无法复苏,只能依赖周边社区的成全。然而,新城的社区又是最不容易形成毛细血管的。

所以,为了促进新城商业毛细血管的形成,现在,各种类型的购物中心都在增加体验互动的内容,从单一的商品买卖延展到餐饮、电影、休闲、审美等等,时下,这些扩展又不足够又不充裕了。因为随着消费行为越来越不满足于商品本身,人们对精神层面的探寻和追求意识变得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在意空间中审美能力的获得。简单来说,商业空间除了商品以外,对生活和场景的还原(商品的生产过程)愈来愈重要,甚至成为关键部分。

与空间肌理、空间生态的塑造一样,街区式商业遵循的也是集群叠加、化腐塑形的方法,就像河塘干涸以后深处的淤泥,若没有经年累月,各种各样的矿物不会共生,更不会把腐烂的恶臭完成转化。根本上,街区式商业的流行到底还是在毛细血管支撑下人均空间变大的吸引,它的街区特征围拢控制了人群,让流动有沟有渠,却不会产生不可掌握的分散。

4月中旬,我在上海分别经过天山路百盛、遵义路南丰城以及水城南路黄金城道一直延伸的街区,这三个商业场景的空间物理形态各不相同,百盛更名为百盛优客城市广场;南丰城经由几个发展商运营,而今香港南丰集团接手才再现活力;黄金城道依赖周围领事馆的消费群,较早就把如今很多商业使用的地域餐饮、小众厂牌引入撬动街区活力。

对街区式商业而言,空间的物理形态固然重要,但是其内在商品与生活连结的可能性更关键,上海华山路就是典型的实例。经过华山路时,我大致丈量了华山路临街商业与马路的空间尺度,这10米的缓冲实现了行人和商业的彼此成就,换句话说,临街商铺的经营空间得到了延伸,而行人又渐进式地参与了空间而非直截单一的买卖。所以,商品与人的生活连接密度越大,从低频变成高频,城市的活力就越强,这样,新城不缺乏号召力,老城也不会掉队。

不论新城的街区式商业还是老城的商业街区,除了吸引不同性格的文创产业进入到街区,影响商品与人的生活连接的很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交通,即如何让空间流动起来而不是阻碍空间流动。

在青岛西部老城区的大学路,三条车道中左右两条车道经常被车辆长时停靠占用,剩余的一条半左右为难,固然有人行道,固然有参天的左右搭手的法国梧桐,可是因为停靠、拥堵的车辆破坏了空间的完整,再多的咖啡、再多的匠心也不足以拯救老城。归根结底,路权之争也是空间之争、土地之争,与市民争利之心不改不除不忍不克,与青岛一样的任何一座城市的老城复活也将有心无力。《汴都赋》里,周邦彦有一段对当时街道的描述,可谓街区式商业之典范,如能此,才有复兴的可能——“城中则有东西之阡,南北之陌,其衢四达,其涂九轨。车不理轚互,人不争险易,剧骖崇期,荡夷如砥。

实际上,不久前北京南锣鼓巷摘掉3A景区的帽子并不单是旅游层面的事情,归根结底,这是商业街区或者说街区商业的处境——独立的个性的非大众的品牌需要大量的人流量,然而,人流量一旦大了,以小吃餐饮、复制商品为代表的劣币就会充斥整个空间,空间的自然流动就无法实现了。北京的南锣鼓巷是这样,上海的田子坊是这样,成都的锦里是这样,苏州的平江路也是这样。

事实上,对南锣鼓巷、田子坊、锦里、平江路这类街区而言,物业的持有者大都是政府,它们应该也有能力控制、分配商业业态的比例。对地方政府来说,一味地追求商业利润是不应该的,既然是公共资源,考虑的应是商业价值而非商业利润,增加的应是社会体验而非社会抱怨。

一直以来,城市激进主义和城市保守主义是存在于城市体内的两种力量,它们出现的时候都以复兴的名义。只不过,城市激进主义的重点在兴,城市保守主义的重点在复,两者从来没有真正坐到一起,常常隔空喊话,换来的是一场又一场旷日持久又作用甚微的对抗。而且,这种对抗的损害根本上并不在于谁也没有说服谁,而是对抗的时间恰恰成为空间最难面对的问题——老化加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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