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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
姓名:王帅
单位:种子今日发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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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人数:335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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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公告
    王帅
    联络请洽dreamyself@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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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轨距1.435米的铁轨旁边,我和同伴等待黑黝黝的火车驶过时,正是一个不能即刻分辨时间的白天。

人对时间一贯有明确的感知。早上的时间反馈到身上是一种感觉,中午的时间是另一种印象,下午两点与傍晚五点给人又是完全迥异的心情。如果依照眼睛的判断,我们对身处的时间比较容易判断。

不过,等待黑黝黝的火车驶过时,天空是均匀的颜色。空气里,风里,都没有透露一丝用以判断时刻的表情。我和同伴探着头,一心等着火车到来。至于具体时间,我们好像都不关心。谁也没有提这件事情。

我们在铁轨旁站了很久。四周很多荻草,它们是铁道的标准色。风几乎不可察觉,这是荻草告诉我们的。它们纹丝不动,有的直立,有的倾斜,都是重力在起作用。

等待对我们来说不是挑战。不过,火车迟迟没有来到这儿,我们不免有些心急。即使这样,我们也只是探头望一望,再望一望。火车终究会来。

站立的不远处,曾经有一个站台。不知什么时候弃用了。站台的轮廓还在,有隐藏的出入口,我们才能从外面来到铁轨旁边等待。

火车在远处,我们看不到它。等它接近我们的时候,又近乎转瞬即逝。来不及抓住任意一节车厢的把手,火车尾巴就远离了我们。

奇怪的是,火车在动,我们在跑,却听不到任何声音。照理说,应该先听到汽笛,然后才会看到火车的形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汽笛声在我们心里,而不是在耳边。

火车行驶的速度并不快。所以,即使它驶过了我们,我们还是拔腿追赶,而不是放弃。其实,问题出在我们的反应。我们反应慢了。并且,我们认识到,头和脚真的有一段距离,待脚遵从指令开始行动的时候,原来的局面彻底改变了。

眨眼前,火车头在我们左手侧;眨眼后,火车尾在我们右手侧。火车扭动着庞大拙笨的身子波浪向前,而我们则踩在热乎乎的铁轨追赶着它,看得见,摸不着。

火车扭来扭去,我们注意到铁轨并非一条直线。短距离看,铁轨笔直。距离一长,铁轨就有了弧度。距离越来越长,弧度越来越大。视线抬上去,铁轨就变得曲折离奇。很像看待历史,短期看,中期看,长期看,历史的形貌大不相同。而历史,根本还是对时间的理解。

我们站立位置的前方不远处,有一扇门。这扇门仿佛四方机厂大门的镜像。过了门,铁轨有一个较大的弯度。如果不能在关门之前追上火车,至少得在关门之前通过这扇用以变换轨道的豁口,不然,我们恐怕再也没有上车的可能了。

我们追赶着火车,踉踉跄跄踩破铁轨。所谓踩破,就是踩跐了。远远望去,黑黝黝的火车头过了那扇敞开的门,接着是一节一节扭动的车身,慢慢就接近车尾了。奔命向前,趁门还没有关闭,我们也到了同一条但实际又是并列的另一条铁轨上。火车开始加速,我们终究未追上它。

门正在缓缓关闭。对我们而言,关闭与否已经不重要了。

径直前行,走近一个站台,等着另一辆火车。

随后,上面这一幕,在今晨(2020/3/26)的梦里又一次出现。唯一的不同是单轨变成了双轨。

这一次,在临近四方机厂大门镜像的豁口处,我们差点抓住车厢上的把手。为躲避迎面来的另一辆火车,我们错过了最佳时机。我们继续在车尾追,火车时而后退、时而加速,似是挑逗着我们。

醒来前,上了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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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沧口回来经过四方村,停车,亦是因为有了胶济路的机械厂、日本人的沙厂,而成为一个市镇。热闹同沧口一样。(四方)机厂曾经有一个公园,规模很大,林木花草山水之外,还有运动场一处,动物多种。其附近还有职工住宿的房屋,这都是德国人之所遗留。

by卢作孚  1930624

对我来说,四方机厂是以一个记忆坐标的形象出现的。

200747日下午,是我可以追溯的与四方机厂接触的最早时间。其时,距四方机厂在下四方村着手兴建已经过去了107年。如果理论一下情感起源的话,200747日那一天以及前一天、后一天的记忆就是我对四方机厂的全部感性因素了。

自那天始,四方机厂作为一个漂浮盒子的想象就印刻在我心里,挥之不去了。即使后来对它的了解更多、更具象,漂浮盒子的想象不仅没有减弱,反倒愈发增强了。

尽管体型巨大,可是,四方机厂在我这儿一直是轻盈的。或许有很大程度是因为用漂浮盒子作为想象并强化之故,但这些浪漫化之外,终归有一点理性的因素,即四方机厂是1900年至后来百余年间胶济铁路这整部机器出色运转的关键,也是弗朗茨?勒洛1875年在《理论动力学:继续写工程理论纲要》中阐述的“将轨道和车轮组合在一起是将车厢和线路组成一部机器的关键性步骤”,更不必说它惠及更广阔世界的价值了。

四方机厂是担负胶济铁路全部车辆装配任务的总厂,也就是说,四方机厂不止于生产火车车厢以及内部构件、机车修理,它更为深刻的任务是对包括车厢、车轮、轨道等诸多环节在内的火车设备组装,如1846年出版的《当前铁道建设模式的危险与缺陷大曝光》一书中描述的那样——“车轮、轨道和车厢,都只是一部大型机器的组件,整部机器是否能出色运转,完全取决于组件能否彼此充分吻合。”

Anyway,有记忆,种子才有春天。

与大鲍岛街区的生命特征不同,四方机厂的生命力重点不在于土地的记忆,而在于土地附着物的记忆。也就是说,一旦四方机厂旧址改造的目的(或者说改造的方法)是把土地用途变更用作他途,那么,自1900年开工兴建至今,四方机厂蓄积120年的记忆与能量也就宣告死亡了。这六百多亩土地以后与四方机厂以及四方机厂牵动的青岛工业化就再无关联,这片土地也只是一片土地而已,而这片土地的价值就变成了房地产的价值,而房地产的价值恰恰是有上限没下限的价值。

有一段时间,我沉迷于对四方机厂的想象,任何与其相似或近似的场景都会进入我的意识。2019116日,郑思齐带着麻省理工学院都市研究和规划系的师生去意大利都灵理工大学建筑与规划学院访问,她在校园内拍摄了一张照片,令我至为惊讶的是,彼时、彼情、彼景与四方机厂的样貌是何其神似——不为岁月所动的铁轨,抛弃岁月的车厢,久经岁月考验的电线,以及在岁月里呼吸闭合的落叶……

它们相承一脉,又都是自成一派的世界性特征。

二十余天后。20191128日晚,我在上海衡山路一家书店闲翻一本杂志,其中一个跨页印有交错的铁轨以及停靠的火车头的照片。当晚的梦里,我便得到四方机厂旧址已拆除的消息。

赶到现场,镜头底下的车间不见了,它们与地面合为一体,原本疯生的杂草经切割后融入土中,几十年长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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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城市只有通过一种民族志调查式的方法才能被认识:你不能通过书或地图来给自己导航,而必须通过行走、观看、习惯以及经验来寻找方向。在这里,每一次的发现都是激烈但又脆弱的。只有通过对它在你身上留下的痕迹进行回忆,才能重复或者再现它。

罗兰巴特 《符号帝国》

 

从海岸路铁路桥洞进入,由兴隆一路铁路桥洞迈出,再回到海岸路杭州路的出发点,步行共用时约50分钟,即可完整绕行四方机厂&四方火车站一周。

四方机厂这块于190010月在胶州湾内洼地填土夯筑的工业空间仿佛漂浮在四方的一个盒子,既独立,又显具在地特征。

如果不进入四方机厂,仅从外部观看,它的方正形态以及围绕它形成的社会形态的独立性就是它的生机。然而,一旦走进四方机厂,一切就变得不一样了。

随着1986年生产地点迁至棘洪滩的逐渐转移,四方机厂在二十世纪初发展生成的通过彼此协作继而进行动能转化的内部生态就日渐解体了,一并瓦解的还有以四方机厂为中心形成的社会(文化)生态的独立性。

某种意义上,四方机厂的价值就在于它生产组建和服务功能完善的过程中逐渐扩大发展的社会属性,以及这一社会属性的独立性。所以,一旦四方机厂的独立性变得衰弱,或者说空间改造时重点强调它的社会参与性而忽略它的独立性,那么,四方机厂的空间价值、文化价值、工业价值也就随之大打折扣了。

从边缘的黄金变成金黄的边缘,这可能是四方机厂命途的大致概括。

如今,四方机厂的吸附力渐渐散去,它自建厂之初慢慢聚拢形成并持续至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年轻态社会也不可抗拒地衰老了。

一定观感上,由四方机厂一路向北的四(方)沧(口)区域的社会生态和生活方式至今还停留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但是,当时的年轻人却不再年轻了。即使过去四十年青岛在城市化过程中有年轻人落户(脚)此地,然而,由于他们参与的是一种老态的社会形态,仿佛他们也自动变老了。

归结到底,人口结构的老化是以四方机厂为中心的四方区衰颓的根本要素。近十年,四方区也有万科、保利、绿地、海信等诸多房地产开发商介入开发,但这里始终没有成为它们的核心拿地区域。一个显性的原因就是:四方的人口结构过于老化,整体流动性不够。因此,尽管四(方)沧(口)区在土地储备上有丰裕的优势参与城市化以及改变生活方式的城市塑造,但基于上述人口结构的硬伤,改变的时间以及改变本身都发生的太晚了。

不单个人,整个四沧区域都没有太多机会获得城市化的红利。

回到四方机厂旧址改造规划的公示,如果在四方机厂内部改造一个涵盖住宅、商业、文创等五脏俱全的空间生态,这个四方MALL不仅解决(缓解)不了整个四沧区域城市化的边缘化,甚至很有可能进一步强化整个区域人口结构老化的现实。

四方机厂从前的价值在其独立性,也许,未来的价值也在于此。

120年过去了,四方机厂以及周围的生活方式进化缓慢,虽然(近些年)也以土地开发的方式参与了城市化,但既不完整,也不充分,因此,生活的具体表现依然是老式的、陈旧的。

一定程度上,这与四方机厂的工业属性有关。

1899年在山东修筑胶济铁路是德国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经验应用,四方机厂又是胶济铁路的基础配套(围绕四方机厂聚集、丰富、集中、生长的空间生态又是四方机厂这一胶济铁路基础配套的基础配套)。然而,自始至今,四方机厂功能的单一性太过强烈,直到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即将结束的今天,四方机厂及其周围的空间生态创新性不足,它们运行的动力基础仍然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成果。

以四方机厂为代表的工业生态确是青岛工业的启蒙。不过,就整个城市来说,今天四方机厂的占比已不是二十世纪初它在这座城市的体量了。

从开始修筑的1899年,到一百二十年后的2019年,胶济铁路对其两侧生活形态影响甚大。过去一百余年,最初的影响慢慢深化,不知不觉就形成了两种全然不同的生活样貌。胶济铁路西侧自南往北一线,它们的生活大都是工业式聚集,以家庭为单位的人口流动颇弱,甚至几代人都在同一家工厂工作生活。以四方机厂为代表的工厂们均有独立的生活物资供给、独立的文化娱乐供给、独立的居住空间供给、独立的社会关系供给。

于是,越独立,越独立。继而,愈独立,愈独立。最终,受制于区界以及产业类型,四方也就一直没有形成明确的区域城市中心。

在青岛最近三十年的城市化进城中,四方是被动性的。由于四方缺乏整体规划,它的格局的变动很分散,新建不得不需要顺从所拆除的建筑。时间久了,愈加难以统筹规划,因为每一个围绕工厂形成的居住中心、生活中心、消费中心都有其日趋稳固的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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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官山茑屋书店开业的时候,我刚刚熟悉一份新工作。那时,我所在的地产公司有18000平方米的商业准备自营,并聘请了日本设计公司“胡蝶设计事务所”对空间进行功能分级。

那个夏天,在一个俯瞰碧海的会议室里,我参加了多次会议,旁听“胡蝶”的主创设计师赤尾洋平等人对空间的理解与设计。18000平方米商业空间算不得大,一部分用作餐饮,招商的品牌来自香港,在上海新天地、北京前门均有价格不菲的营业餐厅。

已经是六七年前了,那会儿,中国生活方式的消费升级还没有发生,品牌招商并不顺利,除了这家还可以说几句的餐厅,最初招商的一些品牌在今天看来已不具备优智生活的竞争力,至于书店、咖啡店、轻奢买手店等关涉生活方式的品类尚未萌发,远不是今天的气氛。

我写过一个提案,把一些小型的边角空间以较低的租金或是免租的方式提供给一些别致品牌的咖啡店/手工店,以增强这18000平方米商业空间的人均活力。

个人的局限性永远如此,尽管我对代官山茑屋书店有了皮毛了解,也欣赏它的复合商业能力,但是没有把它与18000平方米商业空间的优化使用联系起来。

就这样,六七年一晃而过。写下上面这些时,我才意识到,18000平方米商业裙房水滴状的外立面设计与代官山茑屋书店T字型的外观视觉竟是那么相像。

后来,去日本,我并没有直奔代官山茑屋书店,总觉得书店不应该是目的地式的景点,况且我对朝圣式的拜访有着天然抵触。于是,在日本的第一个十五天,代官山茑屋书店没有列入我的行程,而是在旅行和生活的途中经过了六本木、涉谷、小豆泽等几处茑屋书店(TSUTAYA)的书店生态升级版和音像家电基础版。

这种目的性之外的了解让我避免了对茑屋书店的单一理解,从茑屋书店的不同经营业态中,逐渐了解到茑屋书店的起源、发展和升级,像起源于大阪、在东京升级等通过互联网和有关书目可以查阅的信息就不赘述了。

涉谷的TSUTAYA(茑屋书店)就在那个人来人往的十字路口旁边,其中有几层用于传统的电子音像租赁业务。

我的理解是,由于对租赁的充分实现,它解决了知识产权的问题以及相应的图书CD的商业困境。在涉谷茑屋书店,我曾通过店员查询谷村新司的CD,她未经电脑查询,就径直带我到了摆放着所有谷村新司唱片的货架旁。相较于单张购买,1000日元/6张CD/周的租赁价格再合适不过。

也是慢慢发现,对于杂志、书籍、CD的兴趣,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本源,那就是对有序与无序的组合式热爱。

某种意义上,这些对繁杂实现的归类并达成的并行不悖,好似天体运行的可测不可知。在涉谷TSUTAYA(茑屋书店),透过玻璃窗望着人来人往,所想所感大概如此。

一天,东京下着雨。我从六本木的森美术馆参观结束后就到了不远处的茑屋书店。与涉谷以及横滨、大阪、京都等其他位置的茑屋书店一样,六本木茑屋书店的饮品也是与星巴克合作。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观览了这处空间的结构模式和组织形态。渐渐清晰的判断就是,身处其中,所见即是商品,无论书籍、杂志、文创还是装饰画、滑板甚至艺术品,映入大脑中的反应均是商品,都可购买。

对书店而言,这是极为难得的商业氛围营造。通常,人们对书店的认知是,固化的消费是书,是文创,是饮品,其他元素大都被当成空间装饰物。但茑屋书店通过陈列,就实现了商品属性的充分表达,国内很多书店空间运营的困惑迎刃而解,不再是多么不可解的难题。

小豆泽附近有一家7-11集团旗下的社区购物中心,它内部的TSUTAYA(茑屋书店)还是传统的音像家电版,代表了茑屋书店比重最大的业态。为了便于理解,可以把它想象成还没有进行线上尝试的京东以及初级阶段的国美、苏宁、五星电器+爱书人音像。

消费方式与经济水平密密相关,后来,生活方式需要越来越丰富的改变,传统的经营业态就不合时宜了,慢慢生长出了茑屋书店的结构。

又一年,再到日本。我站在横滨高岛公园,望着晚霞由白粉色变换到雪白,一边看风景,一边想象1868年李希霍芬从加利福尼亚出发经横滨换乘哥斯达黎加号前往中国的场景是什么样子,想象李希霍芬看来“一无可看之处”的、还没有受明治维新影响的横滨是什么样子,直到满天的暮色。

去往车站的路上,经过横滨高岛公园不远处的商业区,路边一家茑屋书店,由于熟悉了它的生态,所以吸引力来自那些与其他茑屋书店不同的细节,比如百年文库,比如生日图书。装帧设计也经过统一考虑,一同陈列出现的时候,作为旁观者,可以体味到文学的某种不可言说、无需言说的气势。

又一年,我才想起去代官山茑屋书店看看。不过,我先在中黑目地铁站下车,出站便是纵横而过的立交桥,一家新运营不久的茑屋书店就在桥下。

这家茑屋书店利用地铁人流而设,把立交桥底的空间充分设计,就出现了左右对称的多重空间。

因地而设,所以书并不多。杂志、咖啡以及烘焙比例自然增长,以匹配车站来往的行人。

左手空间入口陈列着不同风味的香水,柚子版、茶版等等,遵成茑屋书店一以贯之的品牌合作方式,照例有香水的品牌名片摆放在一边。坐了一会儿,试了试放置在书架中的图书查阅系统,我就徒步走向代官山了。一路风景自不必赘言,另有契合个性生活方式的居酒屋、服装店和古董店。

由于是随意游览,不时会钻入一些店铺,沿路有一家服装店值得推荐,一路走,一路看,夜色下到了代官山茑屋书店。

与中黑目地铁口的茑屋书店相比,代官山茑屋书店的图书查阅系统就更精准,可以对位到具体书架的具体隔断。在代官山茑屋书店,同一个作家的书没有集中在一处,书店合作品牌都附设了名片信息,在瞩目的杂志陈设区,看到了钟爱的《B》杂志。《B》杂志对品牌的诠释可以再单独写一次,如果说《B》与茑屋书店的连接性,我的理解是,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对品牌文化力的推崇以及从品牌文化力当中唤醒出的商品属性和商业价值。

关于代官山茑屋书店的基础介绍,自行搜索吧。对它的介绍和分析比比皆是,我觉得它的土地使用是容易被忽略的地方,一块又一块的小块土地意味着的城市生长的无穷可能,只有小块土地的出让越来越多,文化空间的多元性、商业空间的丰富性以及生活空间的舒适性才会越强。

从这个角度望去反观中国,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伤害了空间的多元性、丰富性和舒适性,当然,碧桂园、恒大、万科们也无一例外是城市空间活力的破坏者。

到了代官山茑屋书店,我拿了代官山茑屋书店的地图,又在三栋单体建筑内穿梭,逐一了解它的展陈方法。

空间实在太大,然而因为内部容纳的商品的丰富,空间处理的问题得到了解决,需要做的就是分门别类优化了(分类是日本的特长)。

观览代官山茑屋书店,1号馆增容的超级市场,2号馆加设的儿童成长,3号馆配载的旅行服务,我认为都是中国书店空间可以借鉴的商业路径。

其实,书店空间的设置只要更好地实现视觉参与和身体互动,它的活力和魅力就像空气那样无处不在了。以代官山和大阪枚方为代表的茑屋书店,随着品牌商品的丰富,它们实质上也是一种特定类型的消费(购物)中心。

我觉得,书店未来的零售价值会有相当比例出自空间感受,所以,营造有别于日常生活但又连系着生活日常的商业空间就变成了生活力的动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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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子之间,不都是表面的断裂的代沟,还有许多非表面的对话的代联。

李安得了奥斯卡以后,李安的父亲对他说:“你既然已得了奥斯卡,以后该做点正事了罢!”在《卧虎藏龙》里,李安透过玉娇龙的手,展现出他父亲一挥而就的草书。

潘震泽念大学时,潘震泽的父亲对他说:“读了这么多书,怎么也没看你发表过什么文章?”在《科学读书人》的序言里,潘震泽提到了这段往事,他说后来“觉得自己有点东西可写,也花了时间写出来发表在《中央副刊》,未尝没有一点补偿的心理。”

父亲在儿子的影片里表演他所钟爱的书法,父亲订几十年《中央日报》读儿子的文章,对李安和潘震泽而言,这些是他们孝顺父亲的独有方式,也是与父亲对话的特有方法。

父子之间的对话往往不那么直接,都多少带有一点儿迂回的味道。他们都需要从对方的认可中获得自我确认,既像捉迷藏,又像猫捉老鼠,父子二人都在了解、让步、坚持、委屈中徘徊。对父亲而言,这一场父子对打首先出现的是在儿子面前建立威严,然后才是对儿子表达欣赏;但对儿子来说,“弑父”是成长必须要完成的事情,随后才是儿子对父亲的孺慕之情。

十年前(2007年)的元旦,天空阴郁,一副不情不愿的寡欢,海风从我的耳边掠过时,感觉到的竟是代表冬天的左顾右盼式的酷寒。那天,我从此时此刻望出去的天空下经过,置一眼望去清晰可辨的山海于不顾,带着放在背包里的在台东为父亲买的一条休闲裤,从青岛返回寿光。

迈进家门的时候,宅院里的冷清让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院子里那棵柿子树已经移除。进入深冬,地面上也不到任何从近处或从远处刮来的落叶,我略带忐忑,整理了整理脸上的表情,深呼吸,平静地推门进入。屋里的温度令我吃惊,暖洋洋的,我不清楚这究竟要称其为温暖还是慵懒。顾不得那么多,像往常一样,我告诉父亲——“我回来了”。

我从背包里把裤子取出来,递给他。父亲端详了一会儿,费了一些气力把这条新裤子穿上,腰围正好,不过裤管显得松垮,看上去空荡荡的,这是自父亲生病以来,我第一次直观地意识到他消瘦的事实。

忽然之间,我开始后悔,后悔给他买这条裤子,生怕他自己心里生出不快。粗枝大叶如我都已经察觉到一种由内向外突围而出的不适感,细腻如他又岂会不知?但是,父亲还是表现出很高兴的样子,跟我说正合适、正合适。他笑着,我也笑着,我们俩不约而同地隐藏了自己的本意,可是,谁又知道我们俩的笑不是为了彼此?

那天下午,我们之间还有另外一次父与子的对话,实际上最初是扯闲篇儿,不知怎的,后来慢慢发展到人与人、人与社会如何相处的话题。具体什么事情我忘记了,大略是我对我所说的坚持不已,大略是父亲担心我的坚持会让我碰壁,就这样,我的脾气上来了,我继续表达我的态度,而父亲则略有愠色地喊了我的名字——“王帅”。

在我的记忆里,那是父亲第一次喊我的名字,也是唯一一次。十年过去了,想起父亲喊我“王帅”,我现在依然难掩当时的不安。那天,父亲对我说的那番话表面意思是“你还没有长大”,非表面的真正表达却是“你已经长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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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自的秋天 (2016/12/28 17:06:53)[发送到微博]

岛文学馆的院子里有一颗柿子树,它枝干矮小,看上去就像还没有长大的样子。几次经过,虽然它发了叶、结了果,我却没有注意到它的存在。直到秋天的风掠过海面推开一团团海雾吹到我的身上,我才发现,太阳积蓄在柿子里的热量从来没有停止发挥作用,柿子已经从夏天不被人察觉的绿色变成沉甸甸的黄色了。

柿子是典型的秋天水果。对我来说,它也意味着秋天。

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我家中的院子里就栽种了一棵柿子树。每到秋天,硕果累累,整个院子都仿佛泛着金黄的光。如果采摘不及时,熟透的柿子会因自身的重量跌落到地上,它饱含热情的果肉迸裂开来,瞬间就溅满了整个秋天。每当这个时候,父亲就会嘱我把自杀式回归自然的柿子清扫干净。因为一旦清扫不及时,日子一久,柿子落地的位置就会留下一片烈日灼心的黑色。

那时候还小,我对吃的热情显然要比打扫卫生的积极性要高。由于柿子是高产水果,有时候我正奉命清理地面的时候,就感觉那些还挂在枝头的柿子好像商量好了一样,从不同的位置完成各自的自由落体。隐约记得有一次,我正低头移除一个柿子的“尸体”,另一个柿子恶作剧似的砸到我头上,粘稠的汁液先批头后盖脸,那真是一次快乐的狼狈不堪。

一年又一年,一个又一个秋天,我都是这般和柿子作斗争,也不觉得生活有什么变化,直到2006年。

十年前,柿子还没有成熟的时候,父亲察觉到身体有所不适,随后到不同的医院检查、复查,待到柿子熟透了坠落在地,父亲的病灶也确诊了。那个秋天,父亲大部分时间住在医院,我也只有在节假日才回家。家里没有人,整个院子就是那棵柿子树的天下。时至今日,我仍然能为我当时推开院门的场景画一幅画——深秋的风已经驱逐了大部分树叶,剩下饱满的柿子在枝头有恃无恐,一个又一个已经完全失去水分的柿子紧贴在地面上,黯淡无光,看不出丝毫沉甸甸的黄色。

我回家那几天,父亲也正好从医院回家休息,他最后一次命我把残存在地上的柿子清理干净。那天风很大,我蹲在地上用铲子处理着到目前为止最难清扫的黯然神伤,尚未完全干枯的树叶被风卷起来,旋转着经过我的脸,像是夏天和秋天最后的一次争执。

同时,父亲还吩咐我把仍然挂在枝头的柿子剪下来。我踩着凳子,有时候还需要翘起脚,用剪刀一一把柿子摘下。那些聚在同一枝头上面的柿子,我干脆把树枝连筋带骨折断;至于那些我探长手也无法触及的柿子,就只好任由它们留在高处胜寒或者不胜寒。

一个多月以后,已是隆冬,为了父亲病情好转,就依照不知名的风水师的不知名的阴阳理论,将那棵已经光秃秃的柿子树砍伐、移除。院子里空荡荡的,尽是近在咫尺又远走天下的回声。

我想说,从那一刻起,我就明白,柿子正式在我的意识里全权代表了秋天,它从单纯的水果意义发展成为五味杂陈的情感。在我心里,小时候奉父亲之命清理柿子落地产生的污渍是那么不情愿,我总认为美好的事物如柿子不应该胡搅蛮缠、弄脏庭院,而今,我却分外怀念它们,它们成熟后的跌落像是一种特殊的荣誉,我时刻等待着父亲再次授命予我。

四季总是在环环相扣中开始,而生活总是在自相矛盾中结束。自那以后,我和父亲开始了各自的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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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止符 (2016/11/6 16:58:46)[发送到微博]

1030日清晨,下乡卖豆腐的桑木梆子唤醒了村子里的冬天。

当天,我从寿光到潍坊火车站候车返回青岛。安检后进入候车厅,看到大量座位空着,我便根据阳光投射到窗内的地方找到位置坐下来。等待的时候着实无聊,于是戴上耳机循环听谷村新司的《秋止符》消磨时间。

一低头,看到满地的树木倒影。原来,落地窗外的杨树经阳光、经西风、经地面瓷砖混合的作用倒映在窗内,如果地面不是拼接,看去就是湖中的光与影、动与静。

室外的风大约很大,至少吹过树梢的风看上去很有力量,我抬起头,远处的树叶像听着音乐那样逐渐随着节律动起来。而窗内的杨树倒影却不同,树叶也在晃动,但是很轻缓,似是要停止下来。

同一棵树,同一阵风,同一束光,生产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视觉对称。我一会儿低头看越来越沉默的树叶,一会儿抬头看越来越欢愉的树叶,发觉动和静从未如此相契相宜。

火车晚点了三分钟,我赶紧趁着赏赐般的180秒一帧一帧观察着世界的灵性。当然,我并不清楚给我感觉的灵性究竟是来自树叶?来自风?来自阳光?来自地面瓷砖?还是来自一刹那的心灵?

这一幕,我仔仔细细盯着,直到火车站的提醒广播告诉我已经开始检票。

检票后进入站台,我就站在杨树旁边。风掠过树梢,树叶摩擦碰撞时传出来的声音就像海洋里的鱼跃出海面又潜入海底的样子,幸福又孤单,游刃又艰难。树叶显然不愿就此离去,可是它又不得不止步于秋天。

三个月,秋天就完成了衔接夏天和冬天的使命。

730日,那是一个几乎察觉不到风存在的湿热夜晚,喧嚣渐失,行人渐稀,城市里慢慢就只剩下远处、近处的灯火。

街边的一棵棵杨树安安静静,似乎风并没有影响到它。我抬头看着密密的树叶,它们起初纹丝不动,一眨眼的功夫,树叶摇摆起来,摆幅渐次加大,好像刚才的静止是故意克制似的。不一会儿,因为摆动,树叶之间相互碰撞,像是击掌,顺着柔和的灯光落在地上,清脆作响。

其实,并不是风的原因,因为风还是刚才察觉不到的风。

当目光移向他处,刚才发生的一切就好像消失了,再也听不到树叶叽叽喳喳了。等到目光再移回到树上,树叶又从静止开始摆动直到击掌相庆。就这样,往复循环。像人类一样,自然界的其他生命力同样丰富、细腻,并且,由于生命周期的不同,其丰富程度、表现力甚至更强烈,与人类的表达相比,自然的表达更加成熟、细节更加充实,当然,也更难用语言来捕捉。

《秋止符》循环播放的间隙,有几秒钟时间停顿,我回过神来,借用软件翻译了几句歌词,谷村新司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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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而异,慢慢的,无法识别出历史中心区,这才是理想的城市进化。

实际上,中国的城市原本具有这种先天优势。过去,不论城市还是乡村,礼法之下,它们的规划意识非常强。在《考工记》《商子》《管子》《墨子》等记载之中,都体现了对大尺度空间的处理技巧和规定。作为周礼的一部分,《考工记》不仅确定了“都”“王城”“诸侯城”的三级城邑制度,还对用地功能有严苛规定——“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后世中国城乡莫不沿袭这种人文地理概念筑城建乡,即,依据文化模式构筑空间格局。

然而,礼法的局限性又令中国城市空间和建筑有一定的生命周期——尽管改朝换代不会改变空间规划的原则,可是,建筑本身的延续性却会因此中断。所以,同样是物理形态和空间结构,在中国,城市就不具备书画那样传承有序的鲜明特征。甚至相反,作为空间的内容部分,城市遵循的一直是推倒重来、破旧立新的方法,它自始至终都拒绝延续性,哪怕是现在。

城市和书画虽然都属于空间的内容,但是它们的欣赏方式全然不同。从古继承的这种天生带有偏见的审美习惯影响了中国城市现在的规划,所以,试图用欣赏书画的方式保留北京城的梁陈方案也被否决,遑论其他。

以至于最终任何一座城市老城区面临的保护问题注定是断点式的,整体保护老城既缺乏历史意识支撑,也无现实的技术和方案可落实。最根本的是,过去的城市,公共空间占比极高,而现在的城市公共空间极速萎缩,尽管城市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城市公共空间的压缩才是老城区保护或者说老城区改造面临的最大问题,较高比例的公共空间相当于书画的留白,它妥帖处理了空间内容的有序与条理。某种意义上,公共空间是解决城市各种矛盾的关键,因为它的具象性和抽象性一起帮助城市协调了自身整体的合理性。

人均公共空间的增加不仅可以丰富人与城市的关系,也会间接避免人与人在这个时代的情绪冲突。对城市来说,尽可能增加人均公共空间而不是缩减才是柔软城市的塑形关键。眼下,视觉情绪之于社会情绪的作用,在现代的中国已经渐变,它刚柔相济,它软硬兼施。 因此,公共空间的增加除了物理空间以外,视觉空间的无障碍延展也成为必要的一种。

反观国外,它们构建空间使用的并不是文化模式,而是比例关系。由于没有礼法约束,国外的城市在制造的时候一旦确定了条理性——比例关系,后世延续的可能性就会提高,逐渐无法识别出历史中心区这种理想的城市进化就会成为现实,巴黎如是,马德里亦如此。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城市都按部就班,即兴建造城市的也有。西班牙和葡萄牙就是对比鲜明的实例。西班牙的城市大都呈几何状,广场较大,街道从广场平行延伸,它的地理布局由计划者在头脑中事先确定。而葡萄牙的城市并不讲究条理,街道上下曲折,计划者并不关心几何形状,只是在必要的地点修造建筑物,即兴性太强。

两种不同的对城市空间的理解后来分别延伸到它们各自的殖民过程之中,西班牙之于马德里、布宜诺斯艾利斯,葡萄牙之于里斯本、里约热内卢。相较于葡萄牙的即兴,更有条理的西班牙城市的发展显然更理想,它更不易出现抛弃旧城的情况,而是年深日久,历史中心区与后来的城市空间渐渐融为一体。

对目前中国城市的老城区的未来来说,古今和中外都是镜子。古代的中国城市提供了一种大尺度空间规划的样本,而国外的城市则树立了一种如何无法识别出历史中心区的方式。

回到国内。在青岛老城区,拆迁的原因影响了潍县路、四方路、海泊路、博山路的原住民。人口流失了很多,街道忽然空阔起来,人口密度的骤然降低也改变了空间原本的丰富性,有一种大海退潮的感觉。就像与潮水溯洄的节奏错位那样,所剩不多的原居民像搁浅在沙滩上的蛤蜊、鱼虾甚至是庞大的鲸鱼,既不能上岸,又不能回到生态周全的大海,以至于所有动作都被无限夸大了,哪怕是日常的呼吸都像在挣扎,犹如失群的大雁,为了归队而不停地呼喊,久而久之,平常不过的信号传递在旁观者听来哀伤又凄惨。

归根结底,城市活力的复兴与以时间为标准的人有关,也就是说,空间、时间和人在一起才能建筑起空间的活力系统。由此去看,老城区活力复兴的关键在于夜晚的人,新城区活力复兴的关键在于白天的人。可是,面对这两类空间,中国的城市目前都没有解决以时间为尺度的人的问题——它们都是单向度的,老城区的单向度是白天的商业氛围,新城区的单向度是夜晚的居住氛围,时空的割裂让商业和生活无法吻合,于是,异梦同床的沉默就加剧了起来。

对中国城市的老城区而言,可靠的见证者并不多,它的确丰富到细节无处安放,生活的痕迹四处乱窜,摁都摁不住。这是因为时间太过长久,空间的肌理都已经互通,以至于浮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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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不多三年前,我妹妹大学毕业前回到寿光,谋了一份房产中介的工作。由于性格内敛,也不是销售专业出身,她便在公司处理一些日常的办公事务。正值寒冬,可以想象她每天骑着电动车奔跑面红耳赤的样子,偶尔听她讲到工作的状态,初入职场,公司又小,难免有一些交叉出现的应对客户的不习惯。没多久,她就离开了。一方面在于她对房地产缺乏了解的兴趣,另外,我认为很核心的原因在于她受不了这份在灵魂中来回奔波的苦。

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房产中介就揣着一股好奇之心。他们不知疲倦,无论严寒酷暑,几乎每一个社区门口都有他们的身影。很多次我深夜回家,街灯都淡了,城市都准备睡去了,可是已经从里面反锁的中介门店依然灯火通明。有时候,我甚至感觉到,他们才代表着现代城市最远处的灯火。

有一个阶段,他们的工作状态一度让我很沮丧。我被他们蜜蜂般的忙碌裹挟着进入一种巨大的沉默里面,心里暗暗恐慌,他们仿佛像镜子一样映照出我那脆弱而又敏感的内心。有一天,我和一位朋友到双井桥往东一段距离的菜市场闲逛,天寒地冻之间,钻入一家面馆用肉夹馍取暖。一个房产中介的姑娘就坐在对桌不远处,身着黑色小西装,双手拿着一个同款肉夹馍慢慢吃着,孤独,漂亮。我不时看她几眼,瞧着她,一会儿,她起身离开,带着打包的两个肉夹馍迎风而去。

她推门的刹那,寒风从门缝里挤进来,堵住了我似是而非的哽咽。

其实,房产中介只是我所遇的城市沉默里最丰满的一类。城市越大,像他们一样漂亮的孤独就越多。有一次,我在唐山市新华西道南侧的一个理发馆,帮我理发的师傅过去有两年时间在昌邑谋生,他便以此为由与我喋喋不休。他机械性地微笑着,像秋天的树叶一般失了水分,一边向我解释是职业原因生成的微笑让他脸上过早爬满了皱纹。

事实上,我也是众多孤独中的一员。那天,当我吞下哽咽走进菜市场,来到一个卖鱼的摊位前面。年轻的摊主剁开鱼头的时候一脸享受,自顾自哼着走调的流行歌曲,全然不顾世人的目光,一扫我连日来对城市沉默的不安。看上去,他们都是为生活所迫的人;可是说到底,他们又都是不愿向生活低头的人。他们无孔不入,恐怕再也没有比他们更了解城市生态的人了,如果他们转行,我猜想他们一定是一流的城市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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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改变,事态发展,万科之争的语态也从最初关乎自由的正当性的辩论进入到关乎正当的自由性的争论时段。

否定出于偏见,支持也因为偏见。偏见就像一把无所不能的刀,既有庖丁解牛的温柔,又有图穷匕见的固执。于是,曾经极右的,而今已极左。比如情怀,比如工匠精神,比如Vanker们。

事实上,现在的场景是属于Vanker们的,他们声嘶力竭的呼喊对整个事态并无修补之意,更无挽回之力。就像王小波说的那样,长安城里的故事已经结束,一切不可避免地走向庸俗。对Vanker们来说,不论他们言语的抗争还是上街的行动,只是在向现在展示过去的苦难和未来的审判。

白T、白口罩、白纸黑字的条幅,万科员工就这样“自发”上街了,这是转型中国再经典不过的日常——对政府不公抗争最后变成了对政府的信访求助。

万科员工上街必然有每个人利益可能受损的私心驱动,然而,万科管理层的默许又让最初纯洁的个人动机——私心——注入了跨越私心的不良企图。这件持续已久的事情,已经从开始时的鹬蚌相争演变成为狗咬狗的闹剧。如果说前一阶段的对抗中存在的阴谋论还有可能推动金融市场的成熟与公众利益的进化,那么,现在的情势就是阴毛论了。

就像足球比赛前每个人对胜负的预测一样,万科之争中热衷于站队的人们尤其是Vanker的判断根本无关于理性,都是因情所动的感性倾向所致。如果双方势均力敌,比如西班牙和意大利,如此判断尚可理解;假如双方地位悬殊,比如中国和巴西,还坚持中国必胜就属于一厢情愿的不自知了。

回到中国的体系,万科股权之争就是两千多年以来儒家与市场之间的对抗与争斗。以王石为代表的万科管理层实际上是儒家的代表,去年11月采访王石,他也说,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这些好东西很容易,可是劣根性怎么也否定不了。”一直以来,大众并没有真正认识儒家,儒家并非是表层的家国天下,按照陈志武的量化分析,儒家在中国一直是目的性的,或者说儒家自始就是以分配资源为任。

关于儒家,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系主任马丁研究发现,焚书坑儒之说并不准确,他的理解是这是西汉的儒家为了确定儒家的道德制高点而造的。所以,儒家在家国天下的情怀以外,也有目的性,或者说动机。至于市场,过去两千年从未战胜过儒家,这一次,市场的赢面并非来自以王石为代表的儒家,而是整个中国儒家式微的大势

看上去,以王石为代表的万科管理层和华润的关系像极了日本从织田信长时代到明智光秀时代这一阶段茶人秀吉和茶人利休的关系——这两个昔日志同道合者、良好的伙伴、互为反观的镜子,最终演变成利休奉秀吉之命被迫切腹自尽的结果。

遗憾的是,正如贺炜所说——可是蝴蝶并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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