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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主
姓名:东方晨星
单位:某新兴产业投资基金
职位:联合创始人/投资总监
访问人数:477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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搜房网币:1780
博主公告
    清华大学经济学研究所理论经济学硕士研究生(双清六期),持续专注复合地产及新经济。新兴产业投资基金联合创始(董事投资总监);一线资深复合地产及新兴科技产业投资人。专业从事房地产及新兴产业私募投资16年,从事现代企业管理及新经济研究19年。专业从事新兴产业战略投资管理、复合房地产运营管理研究20年并有丰富实战经验。深入研究国内外企业家不低于300人,研究国内外企业不低于300家,行业涉及IT、金融、地产、商业零售、工业制造、生物医药等。
    用经典洁净灵魂,Micheal的音乐分享空间:http://www。haoduoge。com/user/708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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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的联想???
          —2018国庆献文:联想,你怎么了?

最近几个月,联想一直在风口浪尖上,公关人员到处删帖灭火,撒了这许多钱,想必又没有经费去搞研发了。

讲道理,我一般是不批评中国的各大企业的,什么华为、小米、阿里、腾讯,我都是夸的,首先人家有出色的产品,其次人家能盈利,没有吃国家补贴,为国家纳税,最后人家还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做到这些,不管曾经犯过什么错,在我心里都是优秀的企业。

为什么我非要和联想过不去呢?因为它作为一个中科院控股35%的企业,一个靠国家输血打造的世界五百强科技企业,一没有出色的产品,二没有独立自主的技术,三还没有盈利能力,四对本国消费者百般盘剥,一心媚外,还总是以“国货”、“民族企业”自居,这样欺世盗名的企业,如果不骂两句,那么我才是真正的良心不安。

接下来,我们分析一下最近联想的危机到底是什么?

首先是股价暴跌,自从2013年3月联想加入香港恒生指数以来。过去5年中,联想集团股价下滑了56%,市值损失58亿美元,沦落为全球最差科技股,将被第二次踢出恒生指数。

其次是在中美贸易战期间,忽然被爆出两年前,在3GPP举办的有关5G标准的表决会议上,有关数据码(长码+短码)的方案投票,联想长码全部投了美国高通,短码弃权。

特别是在关键的L+P方案投票的时候,华为拥有很强的竞争力,国内几乎所有的参会企业,包括中兴、小米、OPPO、VIVO,、酷派、努比亚,甚至连台湾地区的联发科,都选择站队华为,然而只有联想,在大陆企业和台湾企业团结一致的时候,它选择了站队高通。

在数据码短码方案中,华为23:24,最后以一票之差输掉了短码的话语权,而联想加上自家收购的摩托罗拉,一共拥有4票选票权,但它长码全投给了高通,短码弃权。

也就是说,在最关键的5G数据码方面,无论长码还是短码,华为都输了,高通一家垄断5G数据码,这里面有联想的一份功劳。它也是唯一一个投票给高通的中国本土企业。

2G/3G时代无线通信的核心专利一直被高通所掌控,高通这次再次依靠LDPC先掌握了5G时代话语权。华为用Polar来应战并非仅仅为了专利,而是争夺话语权,摆脱一直以来中国公司跟随者的形象。然而这次,依旧输掉了数据码的话语权。

那么,这几天联想在网上铺天盖地地“辟谣”、喊冤,说他们投了华为,是什么意思呢?那是因为除了数据码之外,还有个信道控制码,而在控制码方面,华为polar方案是有着压倒性优势的,在3GPP第87次会议上当时五十多家企业全部投了华为,对于这种没有争议的结果,联想自然是顺水人情投了华为的赞成票。

这个事儿听起来复杂,其实很简单,好比关键逆风局的时候,联想捅了华为一刀,而在华为顺风局碾压的时候,联想假惺惺给华为摇旗呐喊,其实控制码结果早已确定,他支不支持都不重要。

联想所谓的“辟谣”,根本不敢提86次会议上的联想的投票,也不敢提87次会议上数据码的投票,他们只敢拿毫无意义的控制码投票说事,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华为大度不计较,不代表我们这些较真的网民不计较。

联想如果不服的,我这儿有3GPP的会议记录文件,3GPP官网就可以下载,第88页就是四个方案的站队状况,证据确凿,联想可以试着花钱公关3GPP,看看3GPP会不会帮你遮羞。

联想曾经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企业,23年前联想的体量是华为的17倍,几乎占有了国内大半的PC市场,他们有着强大的资本力量,收购了IBM,收购了摩托罗拉,ThinkPad是风行全球的办公利器,国内政府企业采购,基本都是用联想。

然而现在联想股价跌幅世界第一,五年跌了56%,消费者口碑也每况愈下,手机做砸了,ThinkPad这样的品牌,也被联想玩砸在手里。联想2017年全年营收430.35亿美元 净利润5.35亿美元,利润率1.24%,这个利润率是什么水平呢?我举个例子,惠普,人家几乎同样的营业额,利润却是联想的四倍。

而联想这么多年来,做了什么呢?我给大家看张图,这是2017年联想第二季度市场表现:

我们可以看出,联想只有在中国市场,才是真正盈利的,这是拿从中国人身上赚来的钱,去补贴其他市场的亏损,我不禁要问,联想到底还是不是中国的企业?

关于这件事,联想的用户最有发言权了,我们都知道,现在有门生意,叫做“海淘联想笔记本”,因为联想的笔记本,在国内是低配高价,在国外确实高配低价,同样的型号,国内版不但贵出20%,还会阉割屏幕和网卡的性能。一台ThinkPad的高端机,在国内卖两万多,然而海淘走一大圈,加上运费和关税,也只有一万多,便宜了好几大千。这到底做的是什么生意,也只有联想自己心里清楚。

联想营收的大头在于国内的政府企业办公采购,这本来是它的优势所在,有着政企采购的不断输血,它才能在国内PC市场上站稳脚跟,甚至曾经一家独大。说个真事儿,我所在的单位,每年也要采购大量的联想办公电脑,一台价格4000,然而你知道这都是些什么电脑吗?五年前的I3处理器,早已淘汰的主板,没有独立显卡,17寸的显示器,VGA接口,运行个PPT都能卡顿。所以大家知道,联想的那点盈利是从哪里来的吗?

前不久,联想杨元庆怒喷我们这些网友,说我们拿爱国和民族主义绑架联想:

杨总这句话我翻译翻译,意思就是,“不要和我讲爱国,技术是没有祖国的,我支持哪像技术,关你屁事?”

说得好,技术确实是没有祖国的,然而你的技术在哪里?花钱买专利继续组装吗?联想大可以继续给高通每年送上高额的专利费,然后换来首发高通855的机会,继续打造一款令人智熄的联想手机,连同那些低配高价的笔记本一起,继续卖给你的中国同胞。

不对啊,我怎么记得联想是一家最喜欢打“爱国牌”,自称“民族企业”的公司啊?拿爱国做营销手段,不正是联想最擅长的手法吗?

在中国,企业最大的爱国,就是造出出色的产品,真诚服务本国消费者,让产品走出去,拥有核心竞争力,多盈利,多纳税。请问联想做到了哪条?在核心技术方面,联想一直受制于人,根本做不出自己的特色产品,充其量还是个贴牌组装商,若不是微软当年做出surface倒逼笔记本生产商变革,联想笔记本估计到现在还是傻大黑粗的原始造型,继续使用万年不变的1366X768的渣屏幕。

当年,联想在柳传志的带领下,走了一条“贸工技”的路线,但20多年来,联想的“技”根本看不到,一直还停留“贸”和“工”的阶段,也就是组装和卖货。联想一直实行“买买买”的策略,PC和服务并购IBM,手机并购MOTO……柳传志式的“贸工技”实际就是“贸工买”的买办路线。若要问核心技术,那都是别人家的,联想连设计都懒得自己做,反正有政企采购的大额订单养着。

华为2017年研发投入已达900亿,而联想十年研发投入加起来也就44亿,不到人家一年投入的零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华为能够做出P20这样全球消费者都喊好的手机,为什么华为P系列和mate系列能畅销全世界,为什么华为通信设备业务能够占全球近二分之一的原因。

这也是联想总是软骨头媚外的原因,他们的核心技术处处受制于人,所以只能做个买办企业,吸国内消费者的血,吸政企采购的血,去讨好国外市场、国外资本和上游供应商。

有些事情,真的是人在做,天在看,无论你怎么伪装遮掩,人民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且不说爱国不爱国,总不能做出918当天,官网放出日本军旗这样的事情吧?

最后,解释一下这件事情,这是2017年9月18日,时值918事变86周年。

联想台湾官网发布了以日本军旗、日本武士为主题的促销活动,同时还有“”感谢祭,ThinkPad诞生25th日本武士”、“25周年庆典感恩回馈大疯杀”等标语。

关于这件事情,联想至今未曾道歉,也未曾听说相关人员被处罚。

(本文转自: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00324667299558838&wfr=spider&for=pc)



柳青

 

(滴滴出行总裁,柳传志之女)

柳青, 1978年出生于北京,200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随后进入哈佛大学学习,现任滴滴出行总裁。
2002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同年入职高盛亚洲。2008年晋升为高盛亚洲区执行董事,凭借努力,逐步晋升为高盛亚洲区董事总经理。2014年7月,柳青加盟滴滴出任首席运营官,2015年2月升任滴滴总裁。加入滴滴以来,柳青协助CEO程维将滴滴从单一的出租车叫车信息平台打造成包含专车、快车、顺风车、代驾、租车、企业版等多条业务线的一站式移动出行平台,并确立了滴滴出行的行业领先地位。同时,柳青还主导了滴滴打车与快的打车合并案、苹果10亿美元投资以及收购Uber中国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震动业界。
2017年9月,滴滴柳青再次入选《财富》全球最具影响力商界女性,滴滴的全球化发展和内部的多元文化也得到《财富》特别关注。

早期经历

1996年,柳青考入北京大学,攻读计算机专业;
2000年夏天,从北京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柳青如愿考上了哈佛大学研究生院。
2001年,经过12个人的重重面试之后,柳青得到了去高盛暑期实习的机会。
2002年,在经过了又一次的18个人的多轮面试之后,柳青拿到了高盛录取通知书,任职投资银行分析员,并被派到了香港
2004年,柳青从投资银行部转到了直接投资部,从事长线的股权投资工作,但职位仍然是最辛苦也最基层的分析员。
2008年,柳青晋升为高盛亚太区执行董事。
2012年,柳青晋升为高盛亚太区董事总经理。 [2] 

加入滴滴

2014年6月的一个晚上,北京上地的一家小餐馆里,高盛亚洲区董事总经理柳青和滴滴创始人程维一起用餐。这次是柳青第三次代表高盛,想要投资这家移动互联网浪潮中的明星公司,却依然失败了。席间,柳青佯带愠怒地说了一句玩笑话:“不让我投,我就给你打工吧!”让她意外的是,对这句玩笑话程维接招了,并开始和她认真讨论此事。“到今天偶尔还会有不太真实的感觉,我从没想过自己人生当中如此重大的一个决定是这样拉开帷幕的。”柳青笑着回忆。对她来说,这将是她人生的第一次跳槽。 [3-4] 
2014年7月,柳青正式加盟滴滴,出任首席运营官(COO)一职,负责公司专车新业务、品牌公关、商务合作等工作。在此期间,在柳青的推动下,滴滴完成了从提供单一出租车业务跨向提供专车等多元业务的重要一步。 [5] 
2014年12月,柳青帮助公司完成了当时非上市公司最大一笔7亿美元融资,投资方为国际知名投资机构淡马锡、国际投资集团DST和腾讯 [6] 
2015年2月4日,滴滴公司在年会上宣布,公司首席运营官(COO)柳青正式出任总裁,将负责更多公司日常业务运营。之前,滴滴未设置总裁职位。 [7] 
2015年2月14日,滴滴宣布与快的战略合并。作为这起轰动业界的合并案的主导者,柳青将其称为“情人节项目”。“两家的谈判是从1月21日开始的,历时22天,”柳青告诉记者,合并带来更多的互补,放弃了对彼此的成见,减少了不必要的竞争和浪费。双方都认识到,出行市场规模超乎想象,未来将主打出行领域,包括打车、专车、拼车、公交、地铁,还有代驾等。“其实合并前滴滴与快的的高层基本每周都会打电话,一起讨论市场的格局。” [8] 
2015年7月,在柳青的主导下,滴滴完成了20亿美元的巨额融资,公司现金储备超过35亿美元。这是当时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笔非上市公司融资,也是中国移动互联网领域最大规模的融资。此前,Facebook在2011年获得15亿美元融资,美国短租网站公司Airbnb也在近日完成15亿美元的新一轮融资。 [9] 
2015年8月5日,柳青接受《华尔街日报》全球科技编辑乔纳森?克里姆(Jonathan Krim),讨论了滴滴未来的发展,“我们并不真正相信颠覆式终结,当事关数百万人的就业、数千万人的生命时,我们相信的是合作式改革。我们尝试与所有人合作。”[10] 
2015年9月,柳青登上《福布斯(亚洲版)》封面。 [11] 
2016年1月26日,柳青在发布会上宣布滴滴与招商银行达成战略合作,未来双方将在资本、绑卡支付、金融、服务和市场营销等方面展开全方位合作。同时,招商银行还将作为战略投资者投资滴滴。 [12] 
2016年5月13日,滴滴出行宣布获得苹果10亿美元投资。通过此次投资,Apple成为滴滴战略投资者,亦是滴滴迄今为止获得的单笔最大投资。 [13]  苹果与滴滴的结盟始自一个玩笑,柳青称双方的对话从不到一个月前(4月20日)开始,当时她去苹果总部拜访了库克。在会面中,柳青面对库克时开玩笑称,以水果命名的公司“都能干成大事”。她解释称,滴滴的法定名称是小桔快智,也就是“小桔子”的意思。22天之后,苹果宣布10亿美元投资滴滴。 [14] 
2016年6月16日,滴滴出行宣布完成了新一轮45亿美元的股权融资,新的投资方包括苹果、中国人寿及蚂蚁金服等。腾讯、阿里巴巴、招商银行及软银等现有投资人也都参与了本轮融资。这是全球未上市企业单轮最大规模股权融资之一,作为此次融资的主导者,柳青再次刷新了行业记录,也刷新了自己的纪录。 [15] 
2016年6月,柳青出席中国互联网大会并发表演讲称,中国智能出行的渗透率只有1%,而美国是15%,这意味着,中国在线出行市场有着非常大的成长空间。柳青透露,目前围绕滴滴平台已经形成一个庞大的生态体系,平台落到400多个城市,有上千万注册司机。如果以月收入2500元为就业标准来参考,滴滴今天已经提供将近200万个就业机会。柳青认为,技术是解决拥堵问题最重要的解决方案。 [16] 
2016年8月,滴滴出行宣布收购Uber中国。作为此次收购案的主导者,柳青表示,超过一千五百万司机和三亿注册用户已经加入滴滴社群,共同搭建将人、车、交通和生活方式互联互通、开放共享的生态圈。Uber中国人才和经验的加入,将让我们能更好服务中国人的需求。
上述来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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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凭你:国家精神造就者?!


小崔微博怒斥女星某冰冰获得“国家精神造就者荣誉”一事,直言:“一个真敢发,一个真敢领”此条微博一出,立刻点燃了舆论!

同时,几乎所有人都在质疑:国家精神,什么时候需要由一个娱乐明星来代表和造就?这难道不是对“国家精神”这四个字的讽刺吗?

紧接着,小崔又在微博上曝出了这位女明星与某剧组的合同,拿上千万的片酬,住五星级的酒店,吃1500元一天的工作餐,震惊众人!

最令人可笑的是,中国精神造就者荣誉的颁奖机构,竟然是由梅赛德斯-奔驰,一个外资企业主导成立的!

试问一个外资企业怎么有资格颁发中国的“国家精神造就者”奖项?

一个充满浓浓的商业味道的奖项,却以国家精神设立名头,消费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分明是社会管理的乱象!是公共权力无法推卸的责任!

 这样的环境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英烈被质疑,伟人屡被抹黑了!

 小崔的愤怒直言也倒出了国人心中的不快!区区一个娱乐女星,被捧上如此高位,是对中国真正具有国家精神和伟大贡献的科学家、军人、英烈们的不公!

今天,中国真正有资格荣获“国家精神造就者”的是他们....

——他是身为院士,将军,却一辈子隐姓埋名,坚守罗布泊,参加过我国所有的核试验的爆炸力学工程技术专家——林俊德!

他的遗愿是:一切从简,不收礼金;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死后把他埋在马兰(中国核试验基地)

——他是身染重病、来日无多,却带着尿袋,和老伴将一生积蓄8809446.44元全部无偿献给教育事业的87岁的中科院院士——卢永根。

卢老“吝啬”了一辈子,70岁,还在搞科研的第一线,家中摆设还停留在上世纪80年代,他一生的积蓄却不如明星代言一个广告的收入。

——他是一件衬衫穿30多年,却累计捐款400余万元,将自家的轿车都捐出去的92岁老院士——崔昆。

——他是为国家30年没有回家、55年没进过理发店,全靠夫人在家“帮忙”的中国核潜艇之父、93岁的黄旭华院士。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科研工作者,大多像这些院士们一样,贡献斐然,却淡漠名利,勤俭节约。他们的收入不及明星的千分之一,却做着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伟大事业。

他们才是中国最有资格荣获“国家精神造就者”的先锋,他们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时代变革里人们精神境界的高下,他们也是一把标尺,矫正着时代迷茫里中国人追求的方向!

新时代,新机遇,我们倡导改革,而我所理解的改革,即是一切有碍国家发展人民福祉并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理论,都需要及时修正!在改正错误中前进

娱乐之上,名利之上,英雄和伟人屡遭诋毁的时代,是时候纠正了!网友愤怒范冰冰获“国家精神造就者奖”的背后,是希望让真正的国家精神造就者被国人知晓,让真正的英雄成为国家的脊梁!

冷观察:

1、首先要申明一点:笔者基本没用心花一个小时看过一部某冰的电影或电视剧,只在一些媒体上看到过一些某冰某林一次一百万的陪酒或“陪睡”的花边报道,通过这些浮夸的宣传报道,笔者心理这些冰或林什么的只是一个高级三陪罢了!一个引起国民下体冲动的道具而已!

2、一个外企主导的中国“国家精神造就者”,是对中国社会核心价值观的狠狠扇脸,也扇了全体国人的脸。偌大的中国,如果国家精神要这些外企和“三陪女星”们来造就的化,我只能说:这只能是对活在这块土地上我们这些“贱民”们的侮辱!BZ再高端,它也只是四个轮子的交通工具,我从来没听说过毛爷爷、普京、老沃尔玛他们以自己做的四个轮子的东西叫BZ为荣。

3、一个把戏子捧的太高的社会,注定批量生产软骨头、贱骨头;我们不去追捧宣扬那些为国家和社会做出杰出贡献,定国安邦的大家们;却一味放任娱乐至上,下体快感至上,制造全民大脑意淫的那些企业和明星们,只会造就一大批失去国格与人格的卑贱之徒;这群人以一种人体暴露狂的庸俗病态心理吸引着社会的关注,网民的关注;用打着国外标志的四个轮子、皮包、香水什么的来引领和造就中国的国家精神,是对国民最后一点心理防线的践踏和伤害。

4、最后希望国家狠狠查下某冰们在大陆的偷税漏税情况,国家精神都要由这些搔首弄姿、偷税漏税、引领浮夸的明星们来造就,谁还相信和弘扬你的“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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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唤醒千年中国

领航,思想的力量开辟新时代——学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思考(上)

任仲平

(一)政党的责任。

这是刚刚在北京落幕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世界各国政党领导人关注的主题。

这次对话会的会标上,五彩飘带环绕“中国共产党”的英文缩写CPC,共同构成地球的造型。恰如这个会标寓意的,世界最大政党、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与来自世界五大洲的政党一起,肩负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引领人民建设美好世界的重要责任。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这片近40年来进行着全世界“最有勇气的制度实验、发展实践”的土地,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写下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责任担当。过去5年,这个创造“地球上最大的政治奇迹”的政党,在中国大地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一个多月前,中共十九大再次标定一块里程碑,当代共产党人以巨大勇气、巨大智慧和巨大力量,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作为5年变革最直接的思想动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被写入党章并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成为一面高高飘扬的精神旗帜。

这是中共十九大的重大历史贡献,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开辟的最新思想境界。当社会主义国家赞叹这一理论创新,“不仅照亮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发展方向”,也将为“国际共产主义事业提供强劲动力”;当西方世界感慨“中国共产党作出了最好的选择”“这一思想必将引领中国共产党继续走在时代前沿”,人们看到马克思的伟大学说藉由中国道路展现的“真理之光”,让更多人向“一种严谨的学说,一种科学的制度,一种深邃的思想,一种美好的理想”脱帽致敬。

中国的崛起和中华民族的复兴,是人类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历史事件之一。从历史的山巅回望,若干年后,将会更清晰地看到,我们写入历史的那些成绩,莫不源于点亮时代的思想光芒。

(二)有日本学者研究中共的话语体系,发现两个意象出现频率颇高——“道路”与“航行”。两个词所折射的,是中国共产党人代代相承的接续奋斗。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在共产党人开创的“道路”上“航行”,取得了堪称伟大的成功。从68年前建立人民共和国,到39年前开启改革开放大幕,再到5年巨变迈进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总能形成对发展方位的准确判断,在时代的激流中开辟出属于自己的航道,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正是在这一前后相继的过程中,共产党人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入。探索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过去5年,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划时代的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理论上的又一次飞跃。这条举世瞩目的中国道路,由此抵达一个新的起点。

德国诗人海涅曾写到,“思想走在行动之前,就像闪电走在雷鸣之前一样。”虽然十九大才正式提出,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内容、深刻内涵,早已写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成为熊熊燃烧的火炬,照耀着十八大以来党和人民创造性的探索实践。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评价,习近平以惊人的速度改变了中国,中国目前人均GDP超过8000美元,在习近平领导期间增长了近40%,亚洲的新秩序“不是正在显现,而是已经到来”。而对于这5年最生动的视角,还是来自于这个民族富有历史感的自我审视: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去问开化的大地,去问解冻的河流。”1980年,面对除旧布新的中国,诗人艾青借用春天万物复萌,说明“解放了的思想”所造就的时代洪流。今天,我们再次在中国大地,感受到一种新思想的磅礴之力。回首“极不平凡的5年”,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理解这一思想的几个维度——

没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不会有中国5年来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这一思想的实践意义,在于把中国的发展带到了新的历史方位,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

没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不会有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思想的历史意义,在于让我们前所未有地接近民族复兴的梦想,让我们前所未有地有信心有能力去实现这一梦想。

没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不会有“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这一思想的理论意义,在于把握追寻理想社会的真谛,为人类通往真理之路树立起新航标。

没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不会有“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这一思想的世界意义,在于打开了现代化的更多可能性,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10月24日,举世瞩目的十九大落幕。被译成多种外语的十九大报告,迅速成为国际社会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强有力读本”。中国问题专家罗伯特?库恩评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核心,习近平把中国带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就让我们沿着这几个维度,追寻思想的火炬,如何照亮一个民族走向富强的历程;感受思想的光芒,如何产生改变中国、影响世界的力量。

(三)马克思说过,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年前,当“中国号”航船再度扬帆起航,继承的不仅是改革开放30多年高速发展的成果,还有累积下的“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更有“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犹记2012年,许多人的预期并不乐观。那一年,中国经济增速自新世纪以来首次低于8%。“刘易斯拐点”“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在罗列需要跨过的一系列栏杆后,外媒一叠声唱衰中国,即便是对社会主义中国充满信心的人也不得不提醒,“解决不好发展起来以后的新问题,中国就会前功尽弃”。在这样一个破旧立新、世代交替的“艰难时刻”,所有人都在观望,中国共产党如何引领这个曾经几度辉煌的东方古国,在历史的又一个转折关头走向自己的梦想?

“河出潼关,因有太华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风回三峡,因有巫山为隔而风力益增其怒号”。中国发展历程中这5年,正如习近平的豪迈宣示:“惟其艰难,才更显勇毅;惟其笃行,才弥足珍贵”。5年奋进,面对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腐败问题严重,习近平铁腕反腐、从严治党,彻底扭转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亲自挂帅中央多个领导小组,加强对事关全局的重大工作的指导和协调,党中央成为坐镇中军帐的“帅”。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和传统动能减弱,不踩大油门、不搞强刺激,而是以强大的魄力和定力推行改革,在波澜不惊中实现了发展理念和经济结构的全方位转变和历史性转折。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中,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以超过30%的平均增长贡献率,成为世界经济引擎。

密集推出1500多项改革举措、贫困发生率降到4%以下,中国共产党脱胎换骨、人民军队浴火重生、人民群众获得感增强、意识形态主导权大大增强、大国外交全面推进……十九大报告十个方面的总结,寥寥数语后蕴藏多少运筹帷幄的胆识,涵盖多少波澜壮阔的变革,凝聚多少惊心动魄的转变。一个微信公众号征集这5年“万万没想到的那些事儿”,结果应者云集。不过1800多天时间,变化之巨、范围之广、力度之大、影响之深,让身处其中的人无不为之感奋。

是什么让中国逆流而上击水中流,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变革?“因为我们有了习总书记这个核心,有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个灵魂”,十九大精神宣讲团行至广西,一位基层老党员的心声,道出了亿万中国人民的感受,也印证了邓小平的那句名言,“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逆风飞扬的中国交出的这份漂亮成绩单,也让媒体感慨,“习近平是具有长远战略思维的政治家”“在他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后很短的时间内,就展现了非常宏大的战略视野和娴熟的政治运作才能,很快就跻身于能够主导国际事务的领导人行列”。一些外国观察家给出了这样的判断,“习近平正在唤醒中国”。

5年砥砺,被“唤醒”了的中国,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的新时代,新时代的中国,回首5年,我们清晰地看到,这不仅是一个发展进程的概念,更是一个思想演进的概念。

以民族复兴中国梦重构“时间逻辑”,以“五位一体”“四个全面”重构“战略逻辑”,以经济新常态重构“增长逻辑”,以新发展理念重构“发展逻辑”,以全面深化改革重构“治理逻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构“精神逻辑”,以美丽中国建设重构“生态逻辑”,以全面从严治党重构“政党逻辑”,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构“世界逻辑”……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国防,在领导全党全国推进伟大事业的实践中,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系统性地回答了当前中国和世界面对的问题,战略性地设计了国家未来和人类未来,创造性地推动了民族复兴事业,预见性地判断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新情况,以高远的视野、深邃的思考,写下当代共产党人的时代答卷,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作出了决定性贡献。

这是一套严密完整的逻辑体系,也是一个体大思精的思想体系。5年来,亿万人民一次次从习近平的讲话中,感受到执政党的深谋远虑,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光芒。“没有思想的时代,就像没有舵的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其与时俱进、不忘初心、实事求是的理论品格,展真理之旗、掌时代之舵、扬复兴之帆,极大地增强了社会主义中国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能力。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

这也是一个被世界高度关注的新时代。十九大期间,美英联合制作的纪录片《中国:习近平时代》首播,主动解读习近平领导下的5年。主创人员坦言,整部纪录片的核心是,“所有这些变化的背后,都有一个最初始的力量源泉,就是习近平的治国理念和政策方针”。当一种思想在96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激发历史性的成就、在亿万人民生活中书写下历史性的变化、在全世界和平与发展进程中产生历史性的影响,这样的新思想,足以标定一个新的时代。

(四)在亿万人民的记忆中,这个新时代,起航于习近平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打开了一个古老国家对于未来的想象。

这是一组必将载入历史的画面。2012年11月,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集体出行,是去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刚刚当选为总书记的习近平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2017年10月,第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集体出行,是去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追寻中国共产党的“根脉”,再次当选为总书记的习近平强调“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从十八大提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到十九大号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习近平在历史的大视野中,进一步明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定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进方向,描绘亿万人民同心同行的奋斗目标。在新思想开启的新征程上,国家的现代化与民族的复兴成为前后相续的目标,几代共产党人开辟的中国道路,在这一进程中不断向前。

世界上没有哪个民族比中华民族对历史的兴替有更深切的感受,没有哪个民族在连续两千年领先于世界之后突然堕入“国土沦陷,水深火热”的苦难,因此也没有哪个民族如此渴望国家的富强、民族的复兴。回望过去,面对沉沦日久的神州,是中国共产党高举复兴大业的旗帜,从毛泽东誓言中华民族“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到邓小平强调“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共产党人初心不改、使命不变。5年来,习近平对民族复兴这一重大命题,作了迄今最集中最系统最深刻的阐述,使之成为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大公约数”、唤醒中华民族奋斗激情的精神旗帜。

首次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简练地喻作“中国梦”;首次明确揭示民族复兴中国梦的科学内涵,即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系统阐释中国梦的实现路径、精神支撑、力量源泉;首次阐明伟大梦想与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的关系;首次诠释中国梦与世界的关系,明确宣示“中国梦既是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也同各国人民追求幸福的梦想相通”……这些阐述,不仅为世界感知当代中国开启了一扇大门,更以体现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梦想,构思出堪与中国古代辉煌或欧洲启蒙时代媲美的复兴路径,反映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复兴这“千年一叹”的深切思考。难怪已过鲐背之年的基辛格在聆听习近平演讲后如此感叹:“有光荣的梦想,才有伟大的成就。”

湖南山村,一位村民贴出对联:“雪梅映红中国梦,紫燕衔绿万家春”;异国他乡,旅美华侨写下心声,“他邦夜夜家国梦,天涯朝朝总相思”。过去的5年,在民族复兴的大棋盘前,习近平以中国梦这一核心概念,重塑中国信仰、重筑中国理想、重聚中国力量,极大地焕发出亿万中华儿女奋发进取的激情,推动中国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华民族从5000年悠久文明走来,历经170多年艰辛的探索历程,终于走到了最为接近梦想的今天。

以时间节点为标志,十九大报告擘画了新蓝图。接下来,中国将历史性地摆脱绝对贫困并走向共同富裕,将提前完成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将创造人类历史上第一个10亿以上人口共同迈入现代化的奇迹。而在这些宏伟的国家目标之下,“每一个中国人都将经历历史性的重大改变,获得更多梦想成真的机会”,多少志士仁人泣血浩歌的复兴大业指日可待。放眼未来,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将成为人类发展进步史上最具标志性的事件之一。

(五)这一标志性事件最为突出的影响,是让社会主义这一绵延500多年的进步思想,经过几轮高潮和低谷的交替,在世界的东方展现出强大生命力。

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贡献,也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无上光荣。11月7日,十月革命100周年。俄罗斯《真理报》刊发的纪念文章《十月光芒指引未来》指出,虽然“十月革命的主要成就”早已不复存在,但中国的成就让人们依然相信“十月的光芒”。另一篇《观点报》纪念文章,在分析“共产主义的幽灵”为何重新在欧洲徘徊时,明确提出“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国所取得的难以置信的成果”,中国“已成为事实上的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从而理所当然地为全球众多趋势定调,思想领域亦不例外”。

中国成就成为世界支撑,中国理念在为世界定调。今天,很多90后年轻人开始走进马克思,感叹“马克思靠谱”;在欧洲,“马克思主义再一次成为了时髦”,有报纸头版整版刊出大红底色的马克思头像,政要们开始到《资本论》中寻找智慧;《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则在短短数年内,以24个语种、27个版本、660多万册的发行量,热销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且“影响的大都是主流人群”。这一切,恰如一部火爆网络的专题片片名——《社会主义“有点潮”》。今天的世界,虽然社会制度有差异、意识形态各不同,但一个观点已成共识,那就是马克思主义并未过时,“中国让社会主义学说重新伟大”。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实践是最硬的标准。尽管我们所处的时代同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大视野来看,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5年社会主义中国所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所产生的前所未有的世界影响、所赢得的越来越多的国际认同,雄辩地证明了“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保持坚定信心、对社会主义保持必胜信念的科学根据。习近平曾系统梳理社会主义500年的思想源头和演进,不断强调我们党要努力“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中国的原创性贡献”。过去五年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激荡,产生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新思想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正是我们党对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贡献。而这种贡献最为突出之处,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深刻思考。

十九大期间,一位外国记者来到中国,偏见让他“主题先行”地想做一组报道,挖挖中国“贫富分化问题”,没想到稍一深入,就被中国扶贫的巨大成就吸引,最后他决定好好写写“中国的脱贫故事”。过去5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减少5500多万,相当于欧洲一个大国的人口,这场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反贫困斗争,被联合国誉为中国对世界最大的贡献之一,也提供了一个观察“习近平时代”的最好视角。中国这5年,是社会主义本质得到空前体现的5年,是制度优势与活力得到空前发挥的5年,是共产党的宗旨信念得到空前强化的5年,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得到充分实践的5年。看到了这一点,才能更清楚地认识到,习近平为什么要不断强调“加强党的领导”,为什么要反复宣示“一个都不能少”,为什么要始终坚持“共同富裕”,为什么要明确指出“马克思主义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的参天大树之根本,就是我们党和人民不断奋进的万里长河之泉源”,为什么要以一套完整的思想体系和实践要求,将社会主义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书写在9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大地上。

毛泽东说,“每个国家,每个时期,都有新的理论家,提出新的理论”;邓小平说:“马克思有他那个时代的语言,我们有我们时代的语言。”习近平以强大的思想力、原创力,以巨大的政治智慧、理论勇气,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完善和发展,将马克思主义这一人类思想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成果往前推进了一大步。理论惟有“常新”,才能“常青”。这一划时代的理论创新,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中国的奋斗,赢得了世界的尊重。十九大期间,165个国家452个主要政党发来855份贺电贺信,这些贺信不仅来自社会主义国家,也来自西方资本主义阵营。越来越多的人断言“全球新未来最好的希望来自中国”,越来越多的人认定“世界2030年时的面貌取决于中国”。有海外网站刊文称,在中国模式中,许多人看到了自己国家的光明未来。对全世界雄心勃勃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选项。

2017年,十月革命过去了100年;2018年,《共产党宣言》将迎来发表170年,中国改革开放也将迎来整整40年。历史没有终结,也不可能终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并没有进入“历史的博物馆”,而是在持有马克思主义信仰的人手中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六)习近平正在领导中国完成三大治理——执政党治理、国家治理和全球治理。美国学者主编的《习近平复兴中国》一书如此评价。

的确,今天的世界,正经历“400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今天的中国,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中央。面对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世界,作为“站在世界地图前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从一开始就把思考“人类命运”视为中国共产党人的职责所在。一位法国东方问题专家在梳理中国“令人瞩目的成就”后慨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次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积极地应对跨区域问题,慷慨地与全人类分享发展经验,审慎地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

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正确义利观、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世界充满不确定性,人们对未来既寄予期待又感到困惑之际,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宽广深邃的历史视野、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勇于担当的大国胸怀,提出对世界发展、对人类未来的中国方案。高度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让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走向现代化路径的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来自东方的思想力量,实实在在地在改变世界。过去5年,“一带一路”犹如两只翅膀,以中国为原点,沿着古老大陆和大洋铺展开来。从埃及新首都中央商务区,到中巴经济走廊风电项目,在这条和平、繁荣、开放、创新、文明之路上,伟大的思想推动伟大的实践,让昔日“流淌着牛奶与蜂蜜的地方”再次成为沿线人民的福祉。十九大报告中“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坚定表述,“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的铿锵誓言,让世界感叹“中国的新时代将影响世界”。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曾对世界主要国家领导人形象进行全球公众调查,在受访者对本国领导人认可度、30国受访者对10国领导人认可度、以及受访者对本国领导人正确处理国内及国际事务信心度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都排名第一。有国外学者评价,在国际舞台上,“习近平以有所作为的积极态度让世界各国重新认识中国,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

今天的世界,不仅深深认识到“中国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全球经济的命运”,也日益深刻地体会到,世界已经从与中国共享“经济发展红利”,走向了更高层次的共享“思想理念红利”。这只“睡醒的狮子”是真正的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它“长远的目光和对时代需求的精准把握,对世界发展大有裨益”。

(七)共产党人的目光,总是望向未来。

20世纪30年代,当国内革命遭受重创,仍然坚信革命是“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20世纪90年代,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社会主义在世界陷入低潮时,仍然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的”;当中国昂首走进新时代,更加坚信我们会“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

1975年9月,《延安通讯》上刊登了一篇文章,介绍北京知青习近平带领陕北梁家河村村民办沼气的故事。标题意味深长,叫《取火记》。今天,思想的火种点燃了新征程的火炬,引领8900多万党员、13亿多人民,向着历史深处的一个个时间节点迈进。

在这伟大的征程中,思想的火焰将绽放更耀眼的光芒,照亮一个民族走向复兴的坚实步履,照亮我们更为美好、更值期待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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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梵高:向新时代美的使者致敬


陈洋冷观察:
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开始了脱胎换骨的整体变革,社会主流价值观更正了,官场政治生态更清了,社会风气更爽朗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增添了更多的自信和期盼。中国正在向开口必谈钱,炫富、炫爹的物欲时代,快速向崇尚文化、历史、文明的新理性时代转型,祝福所有奋斗在文化艺术一线的“梵高”们,在新的时代,获得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自信转型,期盼社会对这些文化文明的使者者们,给予更多的支持、包容和祝福!

 近日,纪录片《中国梵高》获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中外合拍长片,影片先后在欧洲多国上映。

  这部电影的主人公是“中国油画第一村”——深圳大芬村的画师赵小勇。从1997年开始,来自湖南邵阳的赵小勇临摹了超过10万幅梵高的作品,他也因此被称为“中国梵高”。对于这个称号,赵小勇欣然接受。这部纪录片的获奖,让赵小勇再度“火”了起来,如今他的画,从过去的几百元,上涨到最贵的1.2万元。

  “现在我一般不动笔,因为画一幅1平方米大小的画,都值4000元呢。”赵小勇笑着说。

  然而如今的大芬村,画师和画廊都比鼎盛时减少了一半。靠临摹梵高的画,赵小勇已经没法过日子了,他开始转型做原创,“画师们必须走原创之路。这也是这部获奖电影对这个行业的启示。”

  临近大芬村,“世界油画,中国大芬”几个大字格外醒目。大芬村里有密密麻麻的画廊,赵小勇的画室就在大芬村九巷。他身穿一件背心,看起来有些清瘦,头上的白发格外显眼。

  起初一年没卖出一幅画

  画室摆满了赵小勇临摹的梵高作品:《星空》《向日葵》《咖啡厅》,看起来像一个陈列馆。他的妻子钟早春正忙着临摹一张风景画,这些年,究竟临摹了多少梵高的画,钟早春已经记不清了。她可以一边在画布上画《向日葵》,一边看电视剧《欢乐颂》。

  这间画室大约有20平方米,木质的房梁晾着很多刚刚做好的画,油彩的气味在闷热的空气里蒸腾,似乎快要燃烧起来。记者待了半小时,就有些受不了了,但赵小勇和钟早春早就习惯了。“我们忙起来,一天要工作15个小时,甚至通宵。别人说我们身上有一股颜料味,但我们自己闻不出来。”

  1972年,赵小勇出生于湖南邵阳农村,家中二哥从小喜欢画画,赵小勇常在一旁看。1987年10月,初中毕业的赵小勇来到深圳打工。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藤篮厂给树脂做的人物上色,后来他又去了龙岗一家陶瓷工艺品厂工作,每月有1200元的工资,这让赵小勇很满足。“当时普通工人的工资才600元”。

  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湖南工友跟他说,他的哥哥在大芬村画油画,要带他去开开眼界。

  赵小勇形容自己第一次到大芬村的感觉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他第一次见识了油画创作的全过程,这对他触动很大。1996年底,赵小勇决定到大芬村闯荡。他一开始和老乡张正京合租,张正京在大芬村画油画已经有十多年了,赵小勇的油画技法就是跟他学的。他提醒赵小勇,“你可能一年都没有一单生意,要坐得了‘冷板凳’。”

  赵小勇形容那段日子清苦而充实。每月房租200元,他付100元。两人挤在一间不足15平方米的小房子中,天气太热,一晚上要洗5次澡才能睡着,赵小勇有时索性不睡觉,从中午11时起床,一直画到第二天的凌晨4时。

  大约半年后,他出师了。从张老师家搬了出来单做,在大芬村租了个月租300元的单间。但一年内,赵小勇一幅画也没有卖出去,他窘迫到吃饭的钱都没有。只好跟张正京借钱。后来,张正京给赵小勇指了条明路:专画梵高的画,因为梵高的画订单多。那半年,赵小勇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临摹梵高的作品,《向日葵》《咖啡馆》《星空》,他画了上百幅。

  28分钟画好《向日葵》

  赵小勇背着自己的画,到当地画廊去推销。“有一个香港画商姓高,他看我每次都去,终于收了我两张画,当时的行情,50?0cm的150元一张,我要价130元。他买了我两张画。”

  这位画商给赵小勇的最大订单是20幅,要求他一个月内画出来。从无人问津到订单烫手,那段时间,他和老婆每天上午10时开始,光着膀子在画室内挥汗如雨,一直画到第二天的凌晨三四时。为了提神,他有时一天要抽两三包香烟。

  从2000年开始,赵小勇的订单像潮水一般涌来。2000年4月,最多的时候,他的订单达到2000多幅。直到这时,他才知道,他认识的这位香港画商是“做大买卖的”,他从大芬村收走的画,基本上都出口到了欧洲。大订单也意味着单靠赵小勇两口子已经无法完成。从2000年底起,他开始带徒弟,包括自己的弟弟、小舅子都成了他的学生。最多的时候,他一共收了9个徒弟。他租了两套房,妻子做饭,给画工包吃包住。

  其实,钟早春是他的第一名弟子。经过一个月的培训,她就能承担调颜料和打底的工作。作画中的一些基本程序,比如铺底色等,他会承包给周围的画工,于是他成了小老板。他的妻子专画《星空》《向日葵》;弟弟专画《咖啡厅》;小舅子专画《自画像》。

  当收到6位数的定金时,赵小勇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生平头一回体验到赚钱的酣畅淋漓。

  赵小勇说,他一开始甚至连梵高是谁都不知道。“那几年,我几乎把梵高所有的作品都画过了。《鸢尾花》《向日葵》我都画了两万幅。直到现在,我画梵高的画从来不用草图,可以直接在画布上落笔。订单最多的时候,我一天差不多可以画10幅梵高的画。”赵小勇边说边向记者表演了现场临摹梵高的《向日葵》,28分钟,他便画好。22分钟之内,他又完成了梵高的一幅《自画像》。

  画师要成功分三部曲

  赵小勇在自家窗户外挂了“专画梵高”的红色广告牌。在整个大芬村,画梵高作品的不下20人。

  在赵小勇看来,大芬村是个好地方,但也非常残酷。好处是市场培育起来了,经常有人来收画,只要画得好就能养活自己;残酷在于竞争激烈,如果画得不行,最终只能是赔光本钱后走人。“在大芬村,虽然谁也不敢说自己是高手,但如果能坚持5年以上,就已经算是高手了。”

  2005年时,世界上70%的油画来自中国,中国油画的80%来自大芬村。从2006年到2008年,大芬村每年的出口额达到12亿元。赵小勇将大芬从业者的发展路线总结为“三部曲”:从画工出来,跟着师傅学习一年,可以出师了;积累到一定程度成为画师,可以接单了;接到一些单可以找人打下手了,然后再成立画廊,再继续把画廊做大成企业。

  但从2008年开始,画了十多年梵高作品的赵小勇突然发现,订单开始骤减60%,到了2009年,没有一个订单,“一下子感觉掉到了冰窖里”。

  订单的减少,在赵小勇看来这是早晚的事。更关键的是,喷绘技术的引入降低了作画成本,也拉低了大芬油画村的档次。因为喷绘一张画,只要100元不到,而手绘的一张画,至少要300元。

  赵小勇说,到了2012年,大芬村的画工较顶峰时期锐减了50%以上。如今跟他同一批到大芬村的那些画师,所剩的已不到10个人了。赵小勇也逐渐将主营业务转移到了浙江。如今,他在宁波也开了一间画廊。“在那里,我的一幅高仿画可以卖到1.2万元,至少也有8000元。”

  欧洲之行

  看到真迹激动落泪

  随着《中国梵高》的获奖,赵小勇的名气越来越大,有趣的是,他的画是按面积计价的,“在广东这边一平方米要3000元,在浙江那边是4000元。最贵的一幅画可以卖到1.2万元。”

  赵小勇说,这部以自己为主角的电影之所以能在国内外获得多个大奖,是因为内容真实、震撼,而且“中国油画第一村”的地位摆在那里,“我是这部电影的主角,也是大芬村画师的代表,通过我的故事,能看到大芬村的成长经历。中国经济现在全世界都关注,所以这部电影火了,我也火了。”

  临摹了一辈子梵高的作品,赵小勇在2014年终于有机会见见梵高的真迹。2014年8月,在《中国梵高》导演余海波的陪同下,赵小勇终于去了荷兰阿姆斯特丹,他在梵高博物馆旁边的纪念品店里看到了自己的画,激动地冲了过去,也遇到了跟自己合作多年的荷兰商人。

  赵小勇的心情很复杂,因为一张大幅的高仿作品在德国、荷兰等地可以卖到一千多欧元,但很多画工得到的仅仅是200元人民币。

  在梵高博物馆,看着自己临摹了无数遍的《星空》和《咖啡馆》真迹,赵小勇忍不住落泪,他感觉自己的呼吸快要停止了。“不一样,还是不一样,颜色有差别。”他自言自语。

  赵小勇欧洲之行的最后一站,是在法国南部的阿尔勒,梵高曾经生活和创作过的地方。他在梵高曾经画过的咖啡馆前当场凭记忆画了一幅,引来很多客人和路人驻足围观。最后,他把画送给了咖啡馆的人。欧洲之行结束后,他马上提高了出口仿作的价格,“我画了20年了,应该有这样的江湖地位了。”

  这次欧洲之行对赵小勇触动很大,“我花了20年临摹的所有作品,都不及一幅真迹的价值——不是价格,而是一种艺术的价值。原创的意义是无价的,任何临摹都无法与之相比。”

  赵小勇说,那种一幅画一天重复画几十张的生活自己也腻了。现在他一天就画一幅两幅,有时到了第二天,怎么也不想再画。赵小勇想转型做原创:“大芬村要‘活’下来,画师们必须走原创之路。这也是这部获奖电影对这个行业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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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一个人与一个民族的伟大史诗!

                  一个70后眼里的十九大报告
                                (十九大报告精彩内容摘编

2017年10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新华社记者马占成摄

10月18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开幕,习近平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报告。

1、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2、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3、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4、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

5、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

6、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坚定党性原则,勇于直面问题,敢于刮骨疗毒,消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肌体的病毒,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我们党永葆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

7、围绕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我们党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8、保持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9、从现在到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期。从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可以分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10、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11、要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12、赋予自由贸易试验区更大改革自主权,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

13、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建立全面规范透明、标准科学、约束有力的预算制度,全面实施绩效管理。

14、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政治制度模式,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特定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来抽象评判,不能定于一尊,不能生搬硬套外国政治制度模式。

15、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加强对法治中国建设的统一领导。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

16、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绝不允许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徇私枉法。

17、赋予省级及以下政府更多自主权。在省市县对职能相近的党政机关探索合并设立或合署办公。深化事业单位改革,强化公益属性,推进政事分开、事企分开、管办分离。

18、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让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19、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

20、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21、同国家现代化进程相一致,全面推进军事理论现代化、军队组织形态现代化、军事人员现代化、武器装备现代化,力争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人民军队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22、我们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绝不容忍国家分裂的历史悲剧重演。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都必将遭到全体中国人坚决反对。我们有坚定的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23、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

24、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25、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党一定要有新气象新作为。

26、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其前途命运取决于人心向背。人民群众反对什么、痛恨什么,我们就要坚决防范和纠正什么。全党要清醒认识到,我们党面临的执政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因素也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等突出问题尚未得到根本解决。

26、弘扬忠诚老实、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清正廉洁等价值观,坚决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好人主义,坚决防止和反对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坚决反对搞两面派、做两面人。

27、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完善干部考核评价机制,建立激励机制和容错纠错机制,旗帜鲜明为那些敢于担当、踏实做事、不谋私利的干部撑腰鼓劲。

28、只有以反腐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深化标本兼治,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才能跳出历史周期率,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巩固压倒性态势、夺取压倒性胜利的决心必须坚如磐石。

29、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建设覆盖纪检监察系统的检举举报平台。强化不敢腐的震慑,扎牢不能腐的笼子,增强不想腐的自觉,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30、制定国家监察法,依法赋予监察委员会职责权限和调查手段,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

31、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站立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多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具有无比广阔的时代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

陈洋历史观察:

今天上午,推开一切工作,和公司核心层认真观看学习习总书记十九大报告全文,每句话,每个字,都用心体味,用心感悟,文字语言,静水深流,振奋人心。事关每个人,每件事,每一时,每一刻。

作为一个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普通70后,个人感觉:习总书记十九大报告,是一部引领未来三五十年,960多万平方公里,13多亿人民命运,乃至泱泱环球人类命运方向的文献史诗。——人民,重来没有被放置于如此重要核心的位置!

一个普通的人,一个不平凡的人,一颗伟大的心;以人,以人类,以人民为根本出发点的伟大斗争和事业,终将铸就伟大的新时代,新历史,新征程;崭新的历史、时空坐标,一定会为伟大的人(领导人)铸就不朽的历史青铜碑!

进入崭新的历史新时代,中国是幸运的,世界是幸运的,我们是幸运的!

祝愿这份幸运与我们每个人时刻相伴,直到我们的40岁,50岁,60岁,70岁,80岁,我们的子孙后代!

留此博文,纪念这个伟大的历史时刻。

有关中共十九大独立观察,后期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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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继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法

   作者简介: 蔡继明,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北京 100081

  内容提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应遵循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辩证法以及最一般的抽象产生的路径,既不要把一般经济关系和特定所有制捆绑在一起,也不要把一般商品经济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特殊范畴;既不能用单一要素解释由复杂要素构成的系统,也不能把社会化大生产共有的特征限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现象;既要根据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勇于对传统的理论进行批判、继承和创新。

  关 键 词: 政治经济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经济学研究方法

  2014年7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的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上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学好用好政治经济学。2015年11月23日,他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时又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5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一重大原则。

  这里遵循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辩证法并根据以及最一般的抽象产生的路径,阐明“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对如何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进行探讨。

  一、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辩证法与最一般的抽象产生的路径

  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共性和个性是辩证法表示同一系统中同等关系的重要范畴。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曾指出,关于共性和个性、绝对和相对的辩证关系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1]

  共性指不同事物的普遍性质,个性指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性质。共性和个性是一切事物固有的本性,每一事物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共性决定事物的基本性质,个性揭示事物之间的差异性。个性体现并丰富着共性,共性只能在个性中存在。任何共性只能大致包括个性,任何个性不能完全被包括在共性之中。共性是一类事物与另一类的区别,而个性是同一类事物中不同个体的区别。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又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从古典政治经济学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现了政治经济学科从一般到特殊再到个别的逻辑演变和历史发展。

  然而,上述逻辑演变和历史发展并非是在无摩擦力的平面或无阻力的真空中自然而然地形成的,而是遵循着辩证法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对前人研究成果批判、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上实现的。

  马克思指出:“最一般的抽象总只是产生在最丰富的具体发展的地方,在那里,一种东西为许多种东西所共有,为一切所共有。这样一来,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2]这里揭示了人类认识客观事物一般属性所遵循的一个普遍规律和思维方式,是我们重新评价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合理成分,以科学的态度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必须遵循的一个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因为受社会历史、科学技术和人的主观认识水平的局限,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往往把他们实际研究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人类社会永恒的一般的生产方式,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批判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这种非历史主义的观点时,往往又把其实际研究的具有社会化大生产一般属性的范畴与特定的所有制关系绑定在一起,把一般商品经济共有的属性界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属性。比如,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代表作《资本论》中以及我国现阶段流行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商品经济、剩余价值、资本、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几乎都被界定为私有制社会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范畴。[3]

  显然,我们不能把马克思《资本论》中的范畴简单地直接搬用或移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按照一般特殊个别的辩证法和马克思所揭示的最一般的抽象产生的路径,我们必须根据当代资本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对商品生产、生产劳动、资本和剩余价值以及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范畴的一般属性、特殊属性和个别属性重新加以界定,如此才能在借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的基础上,构建合乎逻辑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范畴体系。[4]

二、不要把一般的经济关系和特定的所有制捆绑在一起

  马克思曾把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看作私有制经济特有的范畴,认为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中演变成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不可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得到解决,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由此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最高也是最后阶段,在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未来社会中将实行计划经济。

  显然,当我们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同样存在的商品货币关系时,商品、货币和价值规律这些范畴就不应只在私有制这种特殊形式上加以思考。既然一种经济关系,如商品货币关系、交换关系既存在于私有制条件下,又存在于公有制条件下,那么,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就绝不是所有制,更不是私有制,而是所有制以外的某些因素。关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强调计划不是社会主义特有的,市场也不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党的十四大才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定为改革的目标模式,而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则进一步明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然而,到目前为止,仍然有一种广为流行的观点认为,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计划经济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的,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发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使得我们还不能实行计划经济,而不得不借助于市场经济来发展社会生产力。一旦将来生产力有了高度发展之后,还必须实行计划经济。这种观点显然是把马克思有关商品经济的论述当作一成不变的教条,秉持的是传统的思维定势,它很容易成为计划经济派过早遏制和消灭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

  这里认为,市场经济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方式,可以和不同的所有制结合在一起。如果说人类社会刚刚产生的时候商品货币关系还不存在,但商品货币关系一旦产生就不可能消失,它会随着人类社会永远存在下去。因为市场经济产生于个别劳动同社会劳动的矛盾,而这个矛盾是不会消失的。新中国成立之初,之所以没有搞市场经济而搞了计划经济,是由于当时我们所处的特殊的历史环境: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还没那么突出;二是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对我们的经济封锁;三是我国要建立强大的国防,必须尽快实现工业化。由于这些特殊的原因,当时搞计划经济比搞市场经济是优越的。再加上当时社会分工还不够发达,人们的需求也比较简单,在这种情况下,容易对社会生产实行简单的计划。随着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复杂,这种简单的计划难以反映客观现实。随着我国工业化的基本实现,那种非均衡的发展应当让位于由市场调节的均衡发展。这样,原来一系列实行计划经济的原因都变成了必须实行市场经济的条件。然而,正是由于我们总是把市场经济这种一般经济关系与特定所有制联系起来,因而使得我们在计划与市场体制的选择上走了几十年的弯路。在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时,必须根据马克思的上述方法论原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原因和不可替代的作用给予科学的充分的理论证明。

三、不要把一般商品经济范畴当作资本主义特殊范畴

  同样地,马克思也曾经把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等看作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范畴,认为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从而简单商品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雇佣劳动者所创造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利润、利息、地租等作为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本质上都是剥削收入,而一旦生产资料由全社会共同占有,劳动者不再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而是结成自由人联合体,生产的目的不再是追求剩余价值和利润而是为了直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劳动就会成为获取个人消费品的唯一尺度,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

  然而,当我们面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同样存在的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利润、利息、地租等范畴时,我们就必须对这些范畴的一般属性、特殊属性和个别属性,作出更加全面的界定。事实上,也只有当具有与劳动力商品、资本、剩余价值、工资、利润、利息、地租等经济范畴相同属性的经济关系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时,才能对这些经济范畴不同层次的属性作出更一般的抽象。

  这里试对一些政治经济学基本概念从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角度重新加以界定。

  就经济规律来说,时间节约和社会总劳动按比例分配规律为一般,价值规律(或市场调节)与计划调节作为一般经济规律借以实现的形式为特殊,完全竞争市场、完全垄断市场、垄断竞争市场以及指令性计划调节、指导性计划调节和双轨制,分别作为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实现的形式为个别(见图一)。

  就生产方式来说,劳动过程是一般(任何人类社会生产都具有的一般属性),价值形成过程是特殊(与产品经济和计划经济相对应的商品经济),价值增值过程是个别(可以划分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

  就生产劳动来说,生产使用价值(包括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即劳务)的劳动是一般,创造价值的劳动是特殊(与自给自足经济中的劳动和计划经济中的劳动相对应),创造剩余价值的劳动是个别(可以划分为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社会主义剩余价值)。

  就经济剩余来说,产出品大于投入品的剩余产品为一般,采取价值形式的剩余产品即剩余价值为特殊,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为个别(相对于由劳动者个人或集体自产自有以及劳动者与资本家共创共有而言)。

  就资本来说,作为既是投入品又是产出品的物质资本为一般,采取货币或价值形式的资本为特殊,国有资本、集体所有资本、私有资本为个别。

  只有对一般、特殊与个别进行区分和界定之后,才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找到相关范畴的适用范围。

  

                                图一 经济规律的一般、特殊和个别 

                      四、不能用单一要素解释由复杂要素构成的系统

  威廉?配第有一句名言: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5]如果按照与配第相同的逻辑,则可把资本看作财富的“助产婆”。然而马克思认为,配第的话对于物质财富即使用价值来说是适用的,但对于社会财富即价值来说,只有劳动才是其唯一的源泉,土地作为自然资源,本身没有任何价值也不创造价值,资本作为物化劳动或死劳动只能转移自身的价值但不会创造超过自身价值的价值。正是由于全部价值都是由活劳动创造的,而雇用劳动者只得到了劳动力价值,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部分作为剩余价值被资本家无偿占有了。根据这样一种理论,利润、利息、地租等非劳动收入作为剩余价值的转化形式,都是剥削收入。

  马克思的上述观点遭到了绝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反对。即使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源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劳动价值论也并非占主导地位。

  除了前述被马克思称为“政治经济学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配第认为劳动和土地共同创造价值之外,被马克思尊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真正鼻祖的法国重农学派也认为纯产品(即地租)是大自然直接赐予农场主的礼物。至于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杰出代表亚当?斯密虽然最初提出了一个单要素价值决定模型,认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以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获取各种物品所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比例,似乎是各种物品相互交换的唯一标准”[6]。但是,他指出,上述价值决定于劳动时间的规律,只适用于“资本累积和土地私有尚未发生之前的初期野蛮社会”,而在土地私有和资本积累产生以后的进步社会,价值就不是由劳动时间,而是由工资、地租和利润这三种收入决定了。[7]显然,正是由于土地的私有和资本的积累,为使用这些生产要素必须支付代价或报酬,劳动产品不能只归劳动者,而必须在劳动者、土地所有者和资本所有者之间分配,所以,价值也就不再单纯决定于劳动耗费,而是由劳动(费用)、资本(费用)、土地(费用)共同决定。这样,斯密就由单要素价值决定模型转向多要素价值决定模型,即认为在使用多种要素进行生产的情况下,商品的价值是对制造商品所使用的所有要素的正常支付的总和。

  马克思本人以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常常批评斯密的价值理论是多元的,他由单要素价值论转变成多要素价值论,由耗费的劳动决定价值转变成购买的劳动或三种收入决定价值,是由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转变成庸俗的要素价值论,由此为尔后的庸俗经济学价值论埋下了种子。[8]其实,斯密并没有多种价值理论,他只有一种价值理论,就是生产要素价值论或生产费用价值论,他始终坚持用购买的劳动作为价值尺度,只不过当生产中只使用劳动一种要素时,购买的劳动与耗费的劳动是相等的,所以有价值由耗费劳动决定的单要素模型;而当土地私有资本积累起来之后,资本和土地都成了有主的稀缺的经济资源,决定购买的劳动量多少的,当然就变成生产中使用的多种要素了。这说明斯密的单要素价值决定模型转变为多要素价值决定模型,不仅符合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分析方法,而且与原始蒙昧的生产方式转变为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代生产方式的历史相一致。

    著名经济思想史学家马克?布劳格指出:斯密并没有劳动价值论……《国富论》第一篇第六章的结构清楚地表明它是对斯密的一些前辈所暗示的劳动成本价值理论的驳斥:他表明这样的理论只是在“初期野蛮社会”的特殊的和人为假设的状况下才是站得住脚的。[9]

  斯密的多要素价值论被马尔萨斯和萨伊所继承[10],成为西方主流经济学价值理论的来源,而李嘉图则试图用斯密的单要素模型解释多要素参与的价值决定过程,因而遇到了诸如“陈年的葡萄酒”和“成材的橡树”等难题,以至于熊彼特、萨缪尔森、科斯等经济学家把这种用单一要素解释复杂经济现象和经济系统的尝试称为“李嘉图恶习”。[11]

  如果说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揭示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从而可以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那么,当我们今天面对多元混合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时,继续坚持单一劳动要素决定价值的观点,从而将所有非劳动收入定性为剥削收入,显然既违反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共识,又不利于保护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

  正是出于对古典政治经济学价值理论的重新思考和再评价,这里创立了广义价值论[12],并在此基础上与谷书堂提出了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理论。[13]

  也正是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现实,党的十三大承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党的十五大提出“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党的十七大强调“要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党的十八大进一步强调“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初次分配机制”;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则提出“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完善市场评价要素贡献并按贡献分配的机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配理论的发展和分配制度的演变,既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指导下取得的成果,又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容。

五、不要把社会化大生产共有的特征限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现象

  马克思认为,伴随着技术进步和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必然会出现平均利润率趋向下降和相对人口过剩,由此引发的经济危机会使社会生产力不断遭到破坏,这一切都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现象,其根源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

  所谓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是指,前者要求整个社会生产要置于计划控制之下,而后者则导致生产者各行其是,整个社会生产处在无政府状态,由此必然导致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使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从而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灭亡(见图二)。

  但自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矛盾不是在加剧,而是在缓解,资本主义仍以顽强的生命力在发展。这是因为,生产的社会化包括两方面:一是生产资料的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社会化;二是社会分工的广度和深度越来越扩大,产业链条越来越长,不同部门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前者可以通过扩大企业的规模来适应,资金的短缺可以通过资本市场融资来解决,风险可以通过股份有限公司来分摊;后者可以通过看不见的手——市场机制和看得见的手——宏观经济政策来调节。这样一来,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与经济增长之间就有可能出现正反馈(见图二)。

  进一步说,在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伴随着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同样会不断提高,按照相同的逻辑,平均利润率同样会趋向下降,马克思意义上的相对人口过剩同样存在,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多元占有之间也同样存在着矛盾。即使在计划经济时期,虽然实行了公有制,但重工业优先发展所造成的农轻重比例失调,计划经济本身造成的供求失衡、产品积压和短缺并存,似乎也都是经济危机的表现,只不过我们忌讳经济危机这个概念,而称之为经济波动而已。

  以上的分析表明,诸如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相对人口过剩、经济周期性波动、收入差距和失业人口,并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独有的特征,而是任何社会化大生产共有的现象,是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普遍面临的问题,各国解决的方式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既各有得失又各有利弊,彼此应该撇开意识形态的羁绊,互相借鉴,取长补短。以这样的心态和开发的思维,才能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既立足我国国情和我国发展实践,从而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同时又能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融入现代经济学发展的主流。

  

  图二 经济危机的正负反馈

六、一般寓于特殊之中,特殊是一般的具体表现

  有学者认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不同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因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只能是公有制;由此得出进一步的结论: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14]

  显然,这种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辩证法。既然现实的社会主义最初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也就只能根据其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抽象而成。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是一般和特殊的逻辑关系,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只能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殊表现,其所有制结构不应该含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一般规定中所没有的成分。如果我们把社会主义分成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两个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本质上应该是一样的,差别仅仅在发展水平和完善程度有所不同,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正是包括初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内的整个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经济制度。如果认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只能是公有制,那就意味着不论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是高级阶段,其基本经济制度都必须是公有制,而所谓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初级阶段就不能定义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至多可以看作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反过来,如果我们承认现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并存的基本经济制度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那么,即使到了社会主义高级阶段,这种公有制为主的混合所有制仍然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同样地,计划和市场都只是资源配置的方式,本身并不具有基本经济制度的特征,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但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不可能脱离了一定资源配置方式抽象地存在。既然伴随着改革开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已经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进一步说,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也是一般和特殊的逻辑关系,后者只是前者的特殊表现形式,而离开了社会主义特殊(具体)的表现形式,一般社会主义也不可能存在。[15]

  问题的关键在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制度,其一般属性不是先验地根据150年前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的设想确定的,而应该根据社会主义的实践抽象出来的,抛开已经解体的前苏联社会主义和已经转向的东欧社会主义不说,既然现实的社会主义只能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也就只能根据其初级阶段的基本特征抽象而成。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17日主持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的:“在当代中国,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显然,习近平总书记这里所说的社会主义绝不是一个半世纪前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未来社会预想中的社会主义,而是现实中活生生的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也就告诉我们,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种特殊的具体形式,不存在抽象的社会主义。

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包括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当这些基本原理与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实践相矛盾以至于失去对现实的解释力时,是应该面对客观现实总结实践经验,进一步修改、补充和完善原有的理论乃至创建新的理论,还是教条主义地用经典作家的理论去裁判客观实际?进一步说,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发生矛盾时,是遵循其方法论原则修正其理论,还是为了维护其理论而违背其方法论原则?

  这里我们不妨重温一下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的恩格斯的教诲:“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6]我们也不妨引用卢卡奇的论述:“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它不是对这个或那个论点的‘信仰’,也不是对某本圣书的注解。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中正统仅仅指方法。它是这样一种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按照其创始人的奠定的方向发展、扩大和深化。”[17]

  显然,只有联系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践,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揭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对原有的理论不断修改、补充、完善和创新,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生命力,从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

  需特别注意的是,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的题目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主讲人大概讲了八个包括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在内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而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讲话时列举的八个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理论成果,似乎与主讲人谈的八个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原因很简单,仅以习近平总书记谈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的理论和关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理论为例,如果我们继续固守经典作家有关未来社会单一公有制的设想,如何能构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元混合所有制结构以及相应的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如果我们继续固守经典作家活劳动是价值唯一源泉的观点,如何确立劳动、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分配的原则并不断完善其制度和机制?如果我们继续固守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是商品经济的最后阶段的论断,如何推进社会主义市场取向的改革从而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由此看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要理论成果绝不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的简单运用,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原则指导下,紧密联系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对以往的理论(包括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批判、继承和创新所取得的。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论原则,除了这里所着重讨论的一般特殊和个别的辩证法外,还包括科学抽象法、矛盾分析法、中介分析法、历史唯物主义合力论、经济运行的生理学与经济发展的病理学、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和实现手段的选择以及逻辑批判与逻辑一致性原则等。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这些方法论原则,才能联系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实践,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视野,构建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以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18]

  该标题为《改革》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一般特殊个别的辩证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来源:《改革》2016年第2期 )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20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42页

  [3][4]蔡继明:《中国经济学研究的八大误区》,《财经科学》1999年第1期,第11~16页

  [5]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66页

  [6][7]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42~44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25页

  [9]马克?布劳格:《经济理论回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5页

  [10]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2年

  [11]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46~147页

  [12]蔡继明:《从狭义价值论到广义价值论》,格致出版社,2010年

  [13]蔡继明:《从按劳分配到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人民出版社,2008年

  [14]卫兴华:《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十三个理论是非问题》,《经济纵横》2016年第1期,第1~14页

  [15]周叔莲:《非公有制经济是不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经济研究》2000年第4期,第48~51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06页

  [17]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47~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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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的心:和亿万人民在一起

心观察:绿水青山清新空气,是人最基本的生命需求,是一切政治经济文化的基础,而十八大之前的20多年,一味追求GDP和经济的发展方式,有的人吃祖宗饭,短子孙路,让现在的环境问题成了历史对人民的欠账;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极高的高度,伟大的情怀,伟大的担当,将生态文明、生态发展提到党和中央政府前所未有的高度,砥砺践行,和人民一起偿还历史对人民的环境欠账,造福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万代——深刻体现了习总书记作为一个伟大领导人的责任担当,作为一个70后,我们清醒的看到:总书记的心,始终和亿万人民群众在一起!历史人民和子孙后代,将为伟大的历史担当者,铸就青铜丰碑!

与所有普通百姓一样,习近平期望蓝天、白云、洁净的水和新鲜的空气。
无论走到哪里,他都心系生态环境保护。在云南,他跟当地省委书记、省长在洱海边合影。他说:“希望多少年后再照一张照片,那时候水比现在更干净、更清澈,如果不干净了,我要找你们。”在陕西,他强调要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损害。
在他看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路,用破坏性方式搞发展”;“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
保护生态环境、留住绿水青山,他亲自部署实施中央环保督查,要求严查腾格里沙漠污染等破坏生态的事件。对那些不顾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人,他要求追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如今,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在已督察的16个省份问责6400多人。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印发、新《环境保护法》施行、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出台……在他的推动下,一项项改革措施密集出台。如今,政绩考核不再简单以GDP论英雄,责任追究制度让各级领导干部警钟长鸣,“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朴素道理,正得到越来越多人们的认同。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并非一日之功,每个人都应该做践行者、推动者。在建设美好家园的道路上,习近平和每一个中国人一样,一直努力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包含尊重自然、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和发展理念,为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指明了方向。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国21世纪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之一,保护环境是保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国家利益。环境问题解决得好坏关系到中国的国家安全、国际形象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福祉,以及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习近平的“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 用科学的眼光诠释了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

“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需要深化认识,放眼长远。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对自然界的索取也越来越多,我国积累下来的生态环境问题进入了高发频发阶段。生态文明是中国梦的一部分,如果我们继续坚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型增长方式,那么生态环境只会遭到更加严重的破坏,再高的GDP,再高的收入也无法拯救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环境破坏了,民生也无从谈起。环保也是生产力,政府要深化认识,放眼长远,坚定不移地落实科学发展观,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平衡担当该担当的责任,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最大限度地保护生态、珍爱环境,让绿水青山源源不断带来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需要统筹兼顾,和谐发展。习近平说:“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是一种发展观,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是我们长远发展的最大资本和潜力。要统筹兼顾、和谐发展,找到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的结合点,正确处理保护环境与生产发展的关系,在发展中保护生态环境,用良好的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决不能以牺牲环境、浪费资源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决不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共赢。

“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需要建章立制,严肃问责。温家宝说:“要加快调整经济结构和布局,抓紧完善标准、制度和法规体系,采取切实的防治污染措施,促进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转变。”这就要求政府部门要逐步完善环境法制,抓紧制定环境保护空白领域的法律法规,筑牢保护生态环境的制度防护墙。“法律是红线、法治是底线。任何人、任何组织不能触碰、不得突破。”应当铁腕执法、铁面问责,强化执法手段和环境行政强制执行措施,严惩各种环境违法行为,确保问题查处到位、整改落实到位。建立环保责任问责机制,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领导干部的考核内容,对重特大环境污染事故必须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绿水青山也是金山银山”需要全民参与、自觉自为。习近平说:“要真正认识到生态问题无边界,认识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我们的共同家园,保护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责任,生态建设要成为自觉行动。”生态文明建设的正道,是尊重自然规律,尊重人民群众权益,善待一草一木,善待每一寸土地。政府既要着眼于宏观的保护,又要从微观入手,发动群众、教育群众,使环境保护成为公民的自觉行动,不断增强全社会生态文明观念。保护环境,人人有责。这就要求每个人将环保意识植根心中,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坐而论道,不如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身边做起,身体力行,自觉自为,持之以恒,全民动员保护环境,真正做绿色卫士,为美丽中国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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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外交理念:弘扬中华文明彰显东方智慧

     东方风来满眼春。四年多来,在国际关系舞台和全球治理领域,出现了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一系列具有深远意义的倡议和理念,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给受诸多挑战困扰的世界带来新启迪、新活力和新希望。

  这些理念和倡议秉承优秀东方文化底蕴,同时与时俱进地适应当今时代形势,彰显中国领导人宽广的历史视野、深厚的人文情怀、高度的文化自信。

  整体思维 标本兼治

  从“天人合一”论到“万物一体”说,整体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基因。中国人观察事物、解决问题注重着眼全局,这样才能把事情的本质看得清,解决问题的“药方”开得准。

  这种整体观体现在新时期中国外交一系列理念与实践之中。“中国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繁荣也需要中国”的信念,让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拓展南南合作”的同时倡导“推进南北合作”,让人明白不仅发展中国家应该团结合作,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同样是相互依赖的发展整体。

  从广袤亚欧大陆起步,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正呈现整体发力的态势:“五通”并举表明“一带一路”着眼硬件与软件、物质与人心的全面畅通;政府主导、企业参与、民间促进的立体格局保障“一带一路”的推进稳健而有力;从亚洲、欧洲到非洲、美洲乃至整个世界,都展现出参与的热情,使得“一带一路”建设进展超出预期。

  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以及反恐乱局、难民危机等一系列全球性挑战,国际社会尝试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治疗方法,但治标难以治本,且“副作用”令人叫苦。习近平主席开出的“中国药方”,则注重标本兼治、综合施策。

  为开拓全球经济治理新局,习近平主席提出以平等为基础、以开放为导向、以合作为动力、以共享为目标的全球经济治理观;面对当前世界安全领域挑战,他提出各方应该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尊重和保障每一个国家的安全,统筹维护传统领域和非传统领域安全,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

  “以整体意识、全球思维、人类情怀打量这个世界,正是中国的大国外交提供的新‘世界观’。”“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如此评述。

  长远着眼 利益千秋

  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以史为镜鉴当下,未雨绸缪谋长远,是习近平外交理念又一鲜明的东方特色。

  以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的和平基因阐释中国所坚持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通过回顾近代以来热战的血腥、冷战的冰冷呼吁国际社会携手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历史纵深感,增加了中国倡议、中国理念的说服力、道义感。

  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把握中美关系,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携手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这些着眼长远的外交倡议为中国处理各种双多边关系指明了方向,不为一事所惑,不为一言所扰。

  习近平主席为区域和全球发展繁荣所提出的方案倡议,同样展现出面向未来的大视野。对于亚太区域发展,他在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指出,应打造“有利于长远发展的开放格局”;对于“一带一路”建设,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强调,“不急功近利,不搞短期行为”;而他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是着眼于实现人类持久和平与繁荣。

  中国人的长远眼光,给许多外国人士留下深刻印象。联合国社会发展委员会第55届会议主席菲利普?查沃斯认为,“中国人看问题的角度和眼光比许多其他国家更加长远”。比利时国王菲利普则感言:“中国传统的智慧思想和长远眼光对解决世界问题非常重要。”

  一些志在长远的规划,可能会影响到眼前的利益,如何权衡?中国给出的答案是以长远为重。将生态文明作为“五位一体”发展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坚定“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信念,这是中国国内发展的追求;在国际舞台上,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勇于担当,发挥重要引领作用,同样源自为子孙后代谋福祉的长远思维。

  和而不同 广结善缘

  群而不党、和而不同,天下为公、有容乃大,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品格。

  这一东方智慧在新时期中国外交中得到创新性继承:摒弃结盟对抗的旧思维,跨越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隔阂,打造“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国家关系……而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则是对当代国际关系理念的创新与超越。

  2013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提出“新型国际关系”的理念,对国际关系生态产生积极影响。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中国身体力行。近年来,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与世界各国广泛构建伙伴关系,中国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日臻完善。传统理念中“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情怀正演绎为新时代一个个广结善缘的精彩故事。

  中国倡建的合作平台,可谓“海纳百川”。“一带一路”建设向世界所有国家开放。如此大规模的国际合作平台,如此广泛的包容性,历史上前所未有。中国倡建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对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区域的国家开放,目前成员国总数已达77个,同样见证着开放包容的东方智慧强大的吸引力。

  “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习近平外交理念中的东方智慧,正在以润物无声的影响力、纾困解难的生命力、立己达人的道德力,为全球治理变革、为世界和平繁荣带来新的滋养。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塔夫罗夫斯基认为,中国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和务实方案,“有助于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则明确呼吁国际社会“应欢迎中国提出的原则和倡议”。

  源远流长的东方智慧,伴随着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脚步,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世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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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土改:探索与思考

     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在海南博鳌召开。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在“新土改:探索与思考”分论坛上表示,中国现行的土地制度弊端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包括征地制度存在问题,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受严格限制,土地资源整体配置采用计划方式。

  “现行土地制度的弊端,它既涉及到宪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等等。”蔡继明表示,土地制度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征地制度存在问题。由于城市建设发展,经济发展,城市要向外扩展,必须要占用农村的土地。《宪法》第十条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征收征用土地,并给予一定的补偿。这些年来,不管是公共利益,还是非公共利益,一律采取征收的方式。

  “公共利益的范围无限的扩大,地方政府打着公共利益的幌子,实际上征用大量的土地用商业、工业甚至房地产的开发。”蔡继明表示,补偿费是按照土地农业的用途补偿的。但是实际上是用于工业、商业开发,产生了巨额的差额。

  蔡继明透露,仅2016年土地出让金是3.5万亿,近十年估计大概在20万亿左右。地方政府过多依赖土地出让金发展经济,又造成了房价、地价过高,迁徙的人口不能定居。我国常住人口达到57.35%,户籍人口只有41%,有两亿多农民工及其家属是在半城市化的状态,6000多万留守儿童,成为导致我国城市化进程缓慢,不彻底的重要原因。

  第二,农村建设用地的流转受到严格限制,财产的功能难以发挥。我们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那部分土地在整个农村建设用地里面占的比重非常小,宅基地不准流传。此外,承包地流转目前只有约1/3的规模,能够达到100亩规模经营也不过350万农户,农村现在还有2亿多农户。如此一来,农业现代化很难实现。

  第三,土地资源整体配置采用计划方式。大中小城市基本上按照计划来配置,以至于造成一线城市人口多物价房价上涨压力大。因为土地有限,最近这些年,5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严格控制新增建设用地的供给。三四线城市不需要那么多土地,反而有大量的住宅库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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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继明:中国良知眼里的土地与人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责任教授、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蔡继明

人口形势与经济发展研讨会于2017年5月22日在北京大学举办。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出席并发言,他从如何合理配置人口和土地两大资源问题谈当前的人口矛盾关系。他谈到,应该取消在计划上、行政上,对大城市人口的规模控制,我国的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不是多了,是少了。按照国际上一个国家最大城市人口占这个国家总人口的比例,它是有规律的,有非常强的相关性。中国的上海在中国是最大的城市,但是在中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作者的估计,像日本一亿多人口,东京3700多万人口,韩国五千多万人口,首尔占的比重更大。根据他的估计,像中国北京、上海的人口应该在五千万左右。

为什么这些年房价十年九调,越调越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只注重遏制需求,而忽略了增加供给,为什么不能增加供给呢?就是土地控制在政府手里。要构建全国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特别是要让农村集体土地里面的建设用地,建设用地里面70%的宅基地进入市场。因为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是19万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才9万平方公里,但是农村的人口现在已经不到50%了,而且大量的人口已经进城,大量的宅基地是闲置的,我们现在不允许宅基地入市,随着大量的集体建设用地里面的宅基地入市,我想城市的地价就允许降下来,低价降下来房价就能降下来,这样农民工迁徙定居成为城市人口最大的障碍就消除了,两个方面来看,加快市场化改革,彻底改变由计划来配置人口资源、土地资源,这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措施。

以下是发言全文:

我讲的题目是“充分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优化人口与土地空间配置”,跟刚才提的问题有直接的关系,我不是直接讨论人口生育的政策,而是对现有的人口该怎么和土地这两大资源之间,该怎样进行合理的配置。

我首先从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2013年提出的一个命题,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怎么处理好呢?就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当然了,后面还有一个尾巴,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对于这句话怎么解读呢?理论界有不同的观点,比如说市场配置资源,是不是所有的资源,还是仅仅指的是一部分资源?有的官员甚至提出土地资源的配置就不能由市场来决定,而应该有规划和用途管制。我理解中央的决定应该是全程的判断,资源指的就是经济资源,通常是包括劳动、资本、土地,土地是财富之母,劳动是财富之父,这两项资源应该说是最重要的原始资源,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首先就应该表现在在人口资源和土地资源的配置中,要起决定性作用。   

政府的作用怎样更好地发挥呢?政府的作用是在尊重市场决定作用,承认市场决定作用的基础上,如果市场出现了一些失灵,出现了一些外部性,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插入进来进行调整,但是不是取代,这是我理解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命题。    下面我分两个方面,一个是市场在城市人口分不中的决定性作用,当然城市人口的分布设置也涉及到城乡之间人口的分布。   

目前我们实际上是采取了一种计划配置,这种计划配置控制了、阻碍了我国的城市化进程。我国目前城市化的速率远远低于同期的日本,由于实行城乡二元户籍管制、人民公社、统购统销灯亮时政策,新中国成立之后30年里面,我们的城市化率仅仅提高了7个百分点,由10到17。而30年当中,日本在这期间,每年提高1.14个百分点。    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远远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去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是57.35%,已经接近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但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1.2%,二者之间的差额是2.23亿农民工及其家属,他们进城被统计为城镇居民,但是没有真正地享受城市居民的各种公共服务和福利。   

三是城市化率远低于城镇化率。这是什么概念呢?城市化率仅仅指的是658个城市,但是另外你要讲城镇化率,就涉及到两万个小城镇,平均每个镇的人口就是一万,两万个小城镇就涉及到2.2亿镇民,但是不是市民,57.35%指的是城镇化率,如果是指城市化率,就要扣掉这2.2亿镇民,只计算市民,城市化水平就低得多。   

这就导致了半城市化,由于半城市化引发了3600万流动人口,6100万留守儿童,5000万留守妇女,5000万留守老人。由此,我们在农村还存在着大量剩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城市里已经出现了民工荒,还有每年一度的春运潮。    人口城市化同时还滞后于土地空间的城市化,最近一次造城运动已经导致我国的城市规划人口超过30亿,按照发改委的规定,每增加一平方公里的城市建成区,要承载一万人口,每个城市规划的人口,一定超过了我们国家的人口总量。    我们的城市化分布,大中小城市的分布,一直是存在着分歧,中央似乎反复强调要优先发展小城镇,严格地控制大城市,中共十六大也提高大中小城市,小城镇协调发展,但是协调发展不等于平衡发展,刚才支柱也谈到了。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是客观规律,从国际经验上来看,是一个普遍的规律。   

这是联合国公布的从1950年到2015年,乃至从2015年预期未来15年,到2030年,大城市、特大城市,特别是千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数量增长的速度、规模都远远超过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特别是30万-50万以下的这些小城镇。   

中国的数据也给我们提供了相应的证据,改革开放从1982年到2010年,千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成长的速度远远高于50万以下的小城镇,我国最近五年,35个主要城市流入了3700多万人口,其中75%是进入了三大都市圈的8个大城市和5个枢纽城市。联合国预测未来10年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20座城市里面,中国就包括了10个。优先发展大城市的理由我不必多说,在同等情况下,它创造的GDP,大城市远远超过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美国的曼哈顿67平方公里,平均每平方公里创造的财富是16亿美元,我们中国唯一一个可以跟它媲美的就是上海浦东有一个静安区,大概能够达到,其他的你可以想象我们的土地利用效率是极低的。另外大城市在控制污染这方面,大城市在提供就业这方面,大城市的竞争力都远远高于中小城市和小城镇。   

所以我们就得出一个建议,应该取消在计划上、行政上,对大城市人口的规模控制,我国的特大城市、超大城市不是多了,是少了。按照国际上一个国家最大城市人口占这个国家总人口的比例,它是有规律的,有非常强的相关性。中国的上海在中国是最大的城市,但是在中国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根据作者的估计,像日本一亿多人口,东京3700多万人口,韩国五千多万人口,首尔占的比重更大。根据他的估计,像中国北京、上海的人口应该在五千万左右。   

我国的超大城市本身仍有发展空间,从人口规模看,从人口密度看,从人均GDP来看,我国的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这些指标都远远地低于国际上的超大城市水平。    至于说到都市群,我们的三大都市群,人口所占的比例都远远低于日本的三大都市群,以及美国的三大都市群,他们在全国人口所占的比例。所以不能够人为地限制特大、超大城市的发展,这里面有中央的文件,有国务院的文件,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镇,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最近在“十三五”规划当中,北京控制人口目标是2300万,上海是2500万,广州是1550万,深圳是1480万,天津是1350万。事实上,从OECD国家,从美国的纽约和日本东京来看,当一个城市的经济承载力等于这个地区的生产总值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除以这个地区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份额,接近于1的时候,地区人口总量将逐渐稳定。如果是大于1,东京目前还是大于1,所以东京的净人口还是在增加。而北京这个指标是2.15,上海是2.10,凭什么要限制北京的人口,这就是人为限制北京人口,不符合客观经济规律。   

尤其是在限制人口的同时,又限制空间的发展,国土部反复强调五百万以上人口的特大城市不再新增建设用地,这是导致一二线城市,你那儿去库存,他房价还猛增,三四线土地他不需要土地,你还硬要给他土地。这就涉及到人为控制大城市,违反经济规律导致的结果。    上海最近这几年,农民工增长的速度都在下降,上海的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也在下降,特别是最近,虽然去年有所增加,但是城市人口,特别是户籍人口的自然增长率。   

接下来我要谈的第三个方面,就是市场在土地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可是恰恰是在这个领域,我们仍然实行计划配置,计划配置的结果导致的是征地制度,征地的范围盲目地扩大,没有限制,导致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导致土地的腐败,导致城市房地产价格不断上升,原因就在于土地价格不断上升。中外建设用地的比例也告诉我们,由于这种计划配置土地资源,导致我们国家,一个是城市建设用地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还是偏低的,在建设用地里面,工业用地占的比例又过大,商业用地,特别是住宅用地占的比例过小,这都是人为调控的结果。我们以北京和东京为例,北京的土地面积是16000平方公里,东京是13000平方公里,差着3000平方公里,北京的人口是2300万,东京的人口是3600万,结果我们发现北京住在10层以上楼房的人数远远高于东京住在10层以上的人口,而且东京人口的40%是拥有别墅的,我们从2003年开始就禁止建别墅了,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就是人为地控制,在控制土地的供给,我们土地数量并不缺,北京、上海实际上土地的开发程度也仅仅只有20-30%,人为地控制土地的供给,导致土地价格不断上升,从而给土地财政提供了收入来源。   

另外一个就是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北京的地铁只有500公里长,而东京的地铁是2000多公里。不仅如此,我们看一下地铁的出口,北京国贸这一站出口只有9个,那应该说是很繁华的地方,而东京的新宿地铁的出口是159个。    为什么这些年房价十年九调,越调越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只注重遏制需求,而忽略了增加供给,为什么不能增加供给呢?就是土地控制在政府手里。控制在政府手里是靠什么控制的?是靠计划,每年国家新增建设用地指标600万亩,而实际需求据国土部说是1200万亩,我不知道凭什么实际需求是1200万亩,非要控制在600万亩。分下来的时候,分到一个省,我这儿以贵州省为例,贵州省给一个增减挂钩的指标,遵义往遵义、六盘水、安顺等等往下分,依次按照计划往下分,必然导致需要土地的地方,是根据人口结构、产业结构、城市化的水平、经济发展的水平,他们需要土地的数量是不一样的,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要呼吁,要构建全国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特别是要让农村集体土地里面的建设用地,建设用地里面70%的宅基地进入市场。因为农村的集体建设用地是19万平方公里,城市建设用地才9万平方公里,但是农村的人口现在已经不到50%了,而且大量的人口已经进城,大量的宅基地是闲置的,我们现在不允许宅基地入市,随着大量的集体建设用地里面的宅基地入市,我想城市的地价就允许降下来,低价降下来房价就能降下来,这样农民工迁徙定居成为城市人口最大的障碍就消除了,两个方面来看,加快市场化改革,彻底改变由计划来配置人口资源、土地资源,这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的措施。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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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习总点赞:千年中华茶文化沟通世界文明


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梁漱溟



      
    

    主题为“品茗千年,中国好茶”的首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2017年5月18日上午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中国茶业国际高峰论坛同时举行。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致贺信,对博览会的举行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国是茶的故乡。茶叶深深融入中国人生活,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载体。从古代丝绸之路、茶马古道、茶船古道,到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茶穿越历史、跨越国界,深受世界各国人民喜爱。希望你们弘扬中国茶文化,以茶为媒、以茶会友,交流合作、互利共赢,把国际茶博会打造成中国同世界交流合作的一个重要平台,共同推进世界茶业发展,谱写茶产业和茶文化发展新篇章。
  省委书记车俊出席茶博会并致辞,农业部部长韩长赋作主旨演讲,省委副书记、代省长袁家军出席。茶博会开幕前,车俊、韩长赋、袁家军等参观了茶产品展示。
    车俊代表省委、省政府向与会嘉宾表示欢迎。他说,习近平主席对发展茶产业、壮大茶品牌、传承茶文化提出了殷切期望,令人备受鼓舞。我们一定按照习主席的指示精神,把茶博会办出特色、办出影响、办成品牌。浙江是中国茶叶的重要发源地,好山好水出好茶,美了环境、兴了经济、富了百姓。近年来,浙江坚定不移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路子,大力推进茶树良种化、茶园生态化、生产机械化、产业品牌化,茶产业已成为促进农民增收的支柱产业、改善生活品质的民生产业、建设生态农业的绿色产业。当前,“一带一路”建设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为浙江茶叶走出国门提供了机遇。希望通过茶博会,架起友谊桥,打好文化牌,唱好经贸戏,让更多中国茶叶走进千家万户,让更多浙江茶叶走向市场、飘香世界。
    韩长赋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刚刚落下帷幕,我们就秉承丝路精神,响应“一带一路”倡议,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中国是茶文化的发祥地,茶是中国与世界各国交流与合作的桥梁纽带。做强中国茶产业,是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助力脱贫攻坚的重要途径,是发展现代农业的重要任务。我们将坚持绿色发展,做优茶品质;坚持市场导向,唱响茶品牌;坚持传承创新,弘扬茶文化;坚持互利共赢,共建茶平台。举办茶博会,就是要推进国际茶业技术创新大合作,搭建全球茶产品营销推介大平台,促进世界茶文化大交流。为此,韩长赋提出四点倡议:共同构建公平合理的贸易环境,共同推进茶叶产业创新,共同维护茶农利益,共同推动茶文化交流。
  17日晚,袁家军出席“世界茶乡?中国之夜”品茶会并致辞。他说,茶是一种礼仪,一种文化,更是一条纽带,从古代的丝绸之路到如今的“一带一路”,都离不开茶的故事,它把中华民族与世界人民紧紧连在一起。世界茶乡看浙江。浙江宜种茶、出好茶,茶文化底蕴深厚,茶产业蓬勃发展。我们要以此次茶博会为契机,进一步做强茶产业、弘扬茶文化,让具有千年历史的古老茶产业历久弥新、香飘世界。
  开幕式上,赵一德致欢迎词,斯洛文尼亚副总理戴扬?日丹等国外嘉宾,国内茶叶主产省及茶企代表分别发表演讲。
  国家有关部委领导吴宏耀、周国富、余欣荣、屈冬玉、王江平、邹天敬、韩毅,省领导陈金彪、孙景淼,20多个国家部长级官员和国际机构代表、部分茶叶主产省领导出席开幕式。
  本届茶博会由农业部、省政府主办,历时4天,以成就展示、贸易洽谈、合作交流为主要内容,47国参展商、我国20个茶叶主产省茶企代表及1700余家国内外专业客商参展。期间,举办国际茶咖对话、当代茶文化发展论坛等专题活动及系列茶事活动。

冷观察:一片树叶沟通世界文明!

一片树叶,落入水中,与水相融,才有了茶。它本是一片树叶,几千年前,它经由中国人的双手,变为一道可口的饮品。它步入了唐朝诗人的殿堂,它成为游牧民族的生命之饮。它走过漫长的旅程,生命历经枯萎、重生、绽放,或许只是为了提醒匆忙行走的人们,在明知不完美的生命中,也可以感受到完美。哪怕,只有,一杯茶的时间。

历经千锤百炼,茶,让我们的真情相遇。茶是一种人生;是人,处在草木之间,是人类面对自然的态度,也是面对内心的态度。茶的世界,人来人往,有的人找到了人生的归宿,有的人实现了灵魂的救赎,有的人发现了生命的诗意,有的人重建了与祖先的联系,而更多的人把茶视为安身立命的根本。 茶的馨香,让我们停留下来,或者,奔向远方。

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以儒家学说为根本,以伦理为本位,它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比西洋文化要来得“高妙”,认定“世界未来的文化就是中国文化复兴”。——梁漱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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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首荐:《百年巨匠》—构筑中国文明之魂




   《百年巨匠》是中央电视台有史以来第一部大规模、全方位拍摄制作的关于近代艺术大师、画坛巨匠的大型人物传记系列纪录片,也是首次用独特的影视镜头语言对20世纪中国画坛上最具影响力的艺术巨匠进行的全方位的影像解读和人物诠释。动人心弦、精彩纷呈的人物故事,再现了一代艺术大师真实生动、极富传奇色彩的人生历程。
    ——当今时节,品味《百年巨匠》,为中华千年文明之杰出传承者而心灵翻滚,热泪盈眶。

冷观察:

百年历史,延续千年中华文明血脉,百年巨匠第一季——国画大师片,从中我们看到了中华绘画艺术之美,更为这些誉载千秋的国画大师,与国家民族历经磨难而激发的中华文明与智慧之美。

相比现时被逐利资本而将国人骨格品相拉低几个级别的这时代,那时代,还有哭哭闹闹,常人变人妖的韩流,这海选那海选,我们深深体味了这些快被物质和逐利时代几被污染湮灭的民族文化基因的清新之美,重现了那个时期,一个平常人与大国家大民族大时代血乳交融的依附共生情怀。

当下的中国,代表最大多数的人民群众,脱离贫困到温饱到建设小康的路上,我们需要正统文明的传承指引,我们不能让极少部分依靠投机、权钱交易、法制不健全或者其他灰色手段攫取了巨额财富的所谓“巨富”、“领袖”、“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们凭借金钱和媒体控制,用饱暖思淫欲,炫金耀银,拼爹拼娘的人,主导了整个社会主流的价值体系。

当下的中国,我们的社会和媒体舆论,除了宣扬如何造富之外,是时候留出更多空间,关注最普遍意义的百姓,弘扬除了人民币之外的更多有深远意义的东西了。

一个脱离了历史,忘记了根本,凡事对着西方全盘照搬全盘模仿,失掉了老祖宗千年优良文明传统,全员脱离实体根本,追逐快速造福的社会注定是浮躁的,变成了一个染黄了头发,瞳上了蓝圈,拿着美日爸爸给的外钞,喊着在黄土地上劳作的父母叫爹地的怪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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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塑:中国人最深沉的精神基因

   “家国天下”既是一种豪情,也是一种责任和担当,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有机统一,是“家国天下”情怀的当下体现。实现中国梦需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发展共识,用中华民族必然实现伟大复兴的坚定信念汇聚发展力量。

“中国梦”是家国情怀的当下体现

“家国天下”将个人抱负、集体寄托、民族理想融为一体,喻示着一种超迈的道德理想和人间情怀,道出了中国特有的文明架构。历史发展中,“家”“国”“天下”的内涵及外在表现都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变迁。“家”“国”“天下”的内涵变迁,提出了“家国天下”情怀现实具体化的要求。

“中国梦”是全面展示美丽中国的伟大理想。想象和现实的差距滋生梦想,梦想源于现实又超越现实;与幻想和空想脱离现实不同,梦想有其滋生的现实基础;与幻想和空想引人想入非非不同,梦想总是在引导人们在追梦过程中不断超越自我。“中国梦”是一幅全面展示中国之美的画卷,“中国梦”之美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生态美、效率美、秩序美、底蕴美、和谐美、风范美、优雅美的综合与集成,是民众个体因发展水平提升而内化于心的优良素质的综合表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既是审时度势,勇担历史使命的科学决策;更是着眼未来,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千金一诺。

“中国梦”顺应并推动“家”“国”“天下”内涵的发展。中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只有各民族平等团结,才能有国家的富强;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只有国家富强才有每一个人的幸福;中国梦最大的特点就是把国家、民族和个人凝结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以国家富强支撑民族振兴,为每个人提供人生出彩的机会。中国梦与世界各国人民追求国家富强、生活富裕的美好愿望息息相通。习近平总书记倡导世界各国在合作互助共赢的平等交往中打造“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把马克思主义“自由人联合体”的伟大设想细化落实到国际政治经济往来的具体行动中,情系的是人类的天下。中国梦的伟大构想中,家是亿万百姓之家,国是13亿多中华儿女凝聚而成的伟大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天下则是整个人类世界。

“中国梦”传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家国天下”情怀。中华传统文化基因中的家国情怀,是自然经济、农业文明孕育的情怀,是依托和针对各经济社会单元封闭孤立发展现实的情怀,是主要彰显士大夫、社会精英悯惜黎民百姓的生存,追求普通民众生存所需的基本物质性诉求满足的情怀。“中国梦”的家国情怀,是现代市场经济,是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等多种文明共同孕育的情怀,是依托和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关联互动、开放发展、国际竞争格局风云变化的现实的情怀;是彰显每一个人对未来发展的关切的情怀,不仅是回应每一个人的物质生活诉求,而且是回应每个人的精神文化生活的情怀;不仅是回应个体生存和发展,更是回应个体自我价值实现的情怀。

家国情怀孕育责任与担当精神

“中国梦”语境中的家国情怀,是一个人对国家和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深情大爱,是对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所展现出来的理想追求,是对国家的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实现“中国梦”的责任和担当,现实具体化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要求;这种要求既要细化落实到每个党员干部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心全心为人民服务”的责任和担当之中,也要细化落实到每个民众的“自觉维护党的权威,坚决拥护党的战略决策,紧跟党走”的责任和担当之中。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理想—自信”丝丝入扣的境界。理论只有用于指导实践方能彰显其活力和价值,只有及时吸纳实践的经验总结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理想是对未来的想象和希望,表明对行为选择的理论思考;没有伟大而正确理论做指导,就不可能萌生崇高的理想。自信是对自己选择的理论,对理想追求的自我肯定;只有选择的理论不断为实践成果所证实,追求理想的行为不断收获硕果,才可能有对自己选择的自信。马克思主义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把人的解放、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作为理论旨归,经受了逻辑证明和实践检验的双重验证。近代以来,中国正因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才有消灭剥削制度,实现人人平等、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正因为在有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理想追求中收获了一个又一个的实践成果,人民切身感受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在不断缩小,人民才有理论选择、理论指导实践的自信。坚持不忘初心,就是不要忘记选择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初心;不要忘记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具体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实现理想而不懈奋斗、努力进取,不断地用奋斗和进取成果缩小现实和理想差距的初心;不要忘记理论选择的艰难,道路求索的艰险、制度建构的艰巨、文化发展的艰辛,不要忘记不断取得成就的内在原因,保持对前进中的激流险滩、困难风险的警醒,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布局—改革—党建”协同一致的境界。改革开放是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深刻反思发展现实和国际形势而作出的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正是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逐渐得以形成、丰富和完善。党的建设、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断铸就辉煌的基本前提和根本保障。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中国的前途和命运,取决于党的建设,加强党的建设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基础和保障。坚持不忘初心,就是要牢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布局,党治国理政战略布局的初衷,深刻领会“五位一体”重在统筹,“四个全面”贵在协调的理论逻辑和现实考量;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和本质不变,改革开放为人民谋利益的初衷不变,坚持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自己谋划、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改革开放模式不动摇;要坚持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变,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坚持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

第三,马克思主义政党深情关怀“人民—人类”的境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大众立场,始终致力于推进人类的和平与解放,从未动摇和改变对“人民—人类”的深情关怀。不断推进人民大众立场的时代化和具体化,是党能够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的根本所在。只有世界和平,才能更好推进以人民为主体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从苦难中走过来,深知和平的珍贵、发展的价值,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视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坚持不忘初心,就是要始终站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相信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初衷不变;始终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把人民生活改善和发展水平提升作为中心工作,带领人民创造幸福生活;坚持以“一带一路”战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为载体,努力打造跨越国界的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利益共同体,为人类社会最终形成自由人联合体创造条件的责任和担当不变。

个人微小的力量融汇到“中国梦”磅礴力量中,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和担当

“中国梦”既是国家梦,也是“个人梦”。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把个人微小的力量融汇到实现“中国梦”磅礴力量中,把分散的个人发展的量变汇聚为促成国家富强的质变,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任和担当。

明辨各种似是而非的言论。多元社会思潮中,充斥着形形色色似是而非的言论。其中既有道听途说、不求甚解、以讹传讹的观点;也有刻意夸大事实、哗众取宠,甚至是危言耸听,以求吸引眼球、博取关注的主张;还有有意无意误解、曲解党的战略主张,故步自封、属于个人偏见的范畴;还有因思维局限、研究深度不够,学理论证有缺陷、有漏洞的主张;更有编造事实、捏造论据,刻意偷换概念,混淆视听,恶意抹黑中伤党和人民的言论。秉承严谨求实的学风,耐得寂寞刻苦钻研,甘坐冷板凳,坚守学术道德和学术良知,努力明辨凡此种种言论和观点的是非曲直,既不乱发声,又敢于对别有用心的言论主动亮剑发声,是思想理论战线的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

透视国际惯例和西方教义宣讲的一般规律。多元社会思潮中,不乏利用国际惯例和所谓的一般规律说事,对我国具体制度安排、战略及政策等评头品足的言论。惯例是同一行为、类似选择多次重复的结果,是惯例最初倡导者意志和利益的体现;国际惯例虽是当下客观存在的事实,但并非总是代表真理。西方发达国家滋生蔓延的逆全球化思潮,力图修改甚至推翻由其一手倡导建立的国际政治经济运行惯例,只因形势的变化导致国际惯例不能体现其当下的意志和利益。我国坚持开放发展,需要尊重和运用国际惯例,但不是一味地以国际惯例削足适履、修正自我发展,更不是改旗易帜以顺应国际惯例;而是要在利用既有惯例处理当前事务的过程中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推进不合理的国际规则和惯例的修正和完善。社会发展存在一般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也必须遵循一般规律;但一般规律绝非就是当今的国际惯例,也不一定就是西方教科书宣讲的教义,更不一定是西方个别发达国家的遵循。一般规律是隐藏在发展现象背后的本质,相同现象可能体现不同的本质,同一本质也可能表现为不同的现象。透过现象看本质,对事物本质的提取,对一般规律的认识,其实质不是单纯的思维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是一个在实践中形成并不断验证、修正和完善认识的问题,在实践中发现真理并用真理指导继续实践的问题。惯用的收集整理发展现象、归纳提取类似现象的共同点,并非揭示事物本质的绝对可靠的方法。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是要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透视国际惯例和西方教义所言的一般规律,从“中国梦”的生成逻辑和实现“中国梦”的现实所需两个维度,立足党史国史以及我国正在进行的伟大实践,审视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所需要遵循的一般规律。

努力讲好中国故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国内外别有用心者的捧杀、唱衰声中,在国际社会的“不解”和“疑惑”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讲好中国故事,既是有效参与全球治理的现实需要,也是在积极拓展践行马克思主义崇高理想的地理空间范围,积累最终实现人类解放的力量。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分子的责任和担当,既在于主动回应国际社会的“不解”和“疑惑”,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经验以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又在于对国际通用术语的中国化改造,用包括霸权思维者在内的国际人士都熟悉、惯用的术语讲述中国故事;还在于推进诞生于中国、发展于中国,服务于世界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国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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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经济学再定位

——21世纪我们需要构建新的中国经济学体系

(简析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及其创新升级)


一、西方经济学的作用

作为对市场经济运行状况进行研究和总结的一门学科,西方经济学不能完全脱离市场的实践,正是这一原因,虽然西方经济理论体系或整体倾向性具有非科学的成分,但是它的经验总结方面的部分内容并不完全脱离实践,其中有些地方是和实践相一致的。这些理论体系以及与实践相联系的总结部分显然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参考的价值。更加具体的说:西方经济学中的部分观点、概念和方法值得我国加以借鉴,如:

第一、整个银行制度能创造出货币的论点。我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货币市场上,很有可能出现类似的银行制度多倍扩大或收缩货币数量的情况。当条件成熟时,我国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推动货币政策以便对宏观经济运行进行调控。事实上,我们在一定的程度上执行了货币政策。以此而论,西方经济学的银行制度可以扩大和收缩货币流通量的论点值得我们借鉴。
  第二、消费函数的概念。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同样存在着不同数值的国民收入与其消费量之间的关系,即存在着消费函数。当消费函数得以确定后,根据预期的国民收入也可以求得与之相应的消费量和储蓄量。这两个数据同样对我国的经济计划和宏观调控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消费函数的研究和应用,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
  第三、系统性解构和数学方法。西方经济学将现实社会系统中的诸多市场经济现象进行模块化解构,并运用数学方法进行模型的建立和分析,客观上对一些领域的问题能提供数学意义上的精准分析。例如以最小的成本取得最大的产量、最短的运输商品途径、最大的客流量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数学上寻求最大(最小)值的方法无疑是有用的;此外,西方的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也能对我们起着类似的作用。其次,数学中使用的符号和公式往往具有比较精确的含义。从而,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述经济学中的概念和变量之间的关系不会引起误解和导致无聊的争议。除此之外,使用数学也易于把语言表达的经济学的理论或理论体系化成为数学符号或联立方程,这种办法有利于学习。

在传统西方经济学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些专业学科和理论,如货币银行学、财政学、金融学、发展经济学、人口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博弈论等,在目前西方和中国得到了普遍性的应用,客观上指导和推动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但我们应该结合国情,引进、消化、创新、应用、不能唯西方经济学马首是瞻。

二、西方经济学的天生局限和致命缺陷

西方经济学除了上述特点和优势外,也具备其天生的缺陷和不足:西方经济学对市场经济问题的研究都是以各种各样的假设为前提的,在众多前提假设的情况下得出基本的经济模型,并对经济运行的基本规律有一定的认识;同时,通过修改前提假设,加入现实因素,让经济学与现实更加贴近,并为现实经济提供指导意义;这种假设应该只是提供一种思路和分析问题的方法。随着研究假设和前提的变化,相应的经济学模型和结论也会发生不同的变化,也就是说,西方经济学并不能完整的界定和推导出现实市场经济的完整性和精确性,它提供的是对现实市场经济问题的一种思路和方法参考。

西方经济学中最致命的假设是:经济人、理性人这一基础概念。经济人假设的终极推论,即人是追求金钱和经济利益的动物。只有金钱的利益才能刺激人们进行各类社会经济活动,人进行任何劳动,都必须以金钱来支付利益,否则人没动力去做任何事情这种经济人的假设,根本地忽视了人是社会中的人,即社会人;而不是单纯的经济人和理性人。这个社会是相互协作的社会,除了实现个人利益最大化,还包括文化、传统、道德(个人道德、公共道德),集体,国家,民族,这些非常基础且重要的变量因素;而在西方经济学体系里,这些重要的社会变量因素都被抽象甚至完全忽略掉了;把人类的组织也抽象掉了;把市场经济中的所有关系统统设想为各自相互争取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并以此作为市场经济自由竞争的理想条件;这一状况使得西方经济学具有天生致命的缺陷性;因此,经济人理性人的假设并不能得出西方经济学的必然结论。同时,西方经济学无法科学系统的解释和预见先进科学技术,如互联网信息技术、高铁高速交通技术、生物基因技术这些重要的外部因素对人类社会和市场经济的重大影响。

鉴于西方经济学天生的局限和缺陷,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经济学具有服务资产阶级的重要特征,在我们引进和运用西方经济学有关政策、工具的过程中,我们需要高度警惕西方经济学具有的天然私有制和服务资产阶级的特性,避免陷于发展西方国家货币战争和高科技战争的陷阱。

 

三、政治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一)概念、研究对象、发展历程、研究方法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各个阶级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作为经济学范式是与一般经济学、人类经济学相对而言的特殊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购买及出售、以及法律、社会习俗惯例,以及政府之间的关系的一门独立学科。起源于道德哲学,主要受到18世纪发展起来的政治、社会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它包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过程中的各种经济关系。其中生产资料是生产关系中最基本的问题。政治经济学不是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而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研究生产关系。

17世纪中叶以后,首先在英国,然后在法国,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逐渐发展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资产阶级为了同封建势力作斗争,必然要求从理论上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分配的规律,论证资本主义生产的优越性。这就产生了以A.斯密和D.李嘉图为主要代表的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和发展,使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开始转向生产领域和包括流通领域在内的社会再生产过程。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逐渐形成,并发展成为专门研究经济现象和经济过程规律的理论科学。所以,马克思说: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是在工场手工业时期产生的。

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逐渐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不断发展,直接威胁着资产阶级。1825年经济危机的爆发,使资本主义制度的矛盾日益显露出来。面临这种形势,资产阶级更加需要的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适应这种需要,产生了庸俗政治经济学。

19世纪上半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形成时期,产生了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矛盾,但是它们不了解资本主义矛盾产生的原因,只是站在维护小私有制的立场来反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在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同时,也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

19世纪40年代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了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实现了政治经济学的伟大革命。

与自然科学相比,政治经济学作为研究现实社会经济的科学,在方法论上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政治经济学无法通过实验室进行试验,需要寻求科学的研究方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两种: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唯物辩证法。

(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意义

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性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特性。是说政治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实践的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性,就是建立在它的阶级性和实践性的坚实基础上的。过去,马克思、恩格斯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运用无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坚持实践第一的原则,创立了有高度科学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阶级性是由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对象决定的。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关系,本质上就是人们的物质利益关系。在阶级社会或阶级世界里,生产关系及其经济利益必然表现为阶级利益的对立和差别。揭示生产关系的本质、矛盾和运动规律,直接涉及不同阶级的切身利益。所以,代表不同阶级利益的经济学家从不同的立场和观点出发,对社会经济现象和经济关系,有不同的认识和解释。他们为自己的阶级创立的经济理论,是各个不同阶级的经济利益在理论上的表现。由于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材料的这种特殊性,在阶级社会里从不存在超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除了具备经济学、阶级性,还具备高度的人文性,其除了表现为某种阶级性之外,也可以表现为一定的国度性;理论经济学人文性的另一种内涵,便是以人为本,表现为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在此意义上,现代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的政治经济学,解决了西方经济学里经济人和理性人的局限和缺陷;整合了人类社会中人的经济性、社会性、阶级性、人文性、民族性这些基础要素特征,具有比西方经济学更宽广的范畴和内涵,极大的超越了西方经济学,具有更强的社会指导性和生命力。

 

(四)21世纪经济学再定位:构建新的中国经济学体系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占了全球人口的1/5;中国文明(华夏文明)是世界上延续5000年的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这些都是我们国家这个庞大经济体的独特特征。中国自1949年社会主义国家建国以来,经历和很多波折和调整;但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市场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社会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世界范围内独特的成就;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向全面小康社会迈进,国家实力和社会经济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具有极强的独特性、唯一性、创新性。

中国建国以来的经济发展历程,是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中国实践和应用的过程,这个过程里,中国社会发展综合运用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构建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和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极具独创性和典型性的经济学样本,需要运营全新的超越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体系进行研究和指引。

在此,在《21世纪再定位》的基础上,我们构建并提出西方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之外的第三种数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中国经济学。

新的中国经济学体系,我们应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纲,西方经济学为目,更好的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这些人类先进的经济学理论体系整合在一起,将人类社会的文明因素(道德、习俗、文化、传统、阶级等)导入到经济学体系,升级为更先进、更全面、更系统的崭新的中国经济学体系。

21世界人类多样文明进化的今天,构建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体系任重道远。

本文为作者攻读某高校经济学硕士作业,若需转载,请标明出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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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伟大的执政党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当今世界,中国共产党在世界舞台上以自身独特的魅力吸引着无数目光,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倚重的力量和学习的对象。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影响力表现在哪些方面?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有如此广泛的世界影响力?

中国共产党最有理由自信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展现出蓬勃生机,中国共产党也获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习近平同志指出:“当今世界,要说哪个政党、哪个国家、哪个民族能够自信的话,那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是最有理由自信的。”今天,中国共产党在世界上的影响力日益增强,完全有理由自信。

中国共产党获得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领导,就不可能有中国道路的成功。因此,中国道路的成功绝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奇迹,而且是中国共产党管党治党的成功,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成功。这是任何严谨的、不带政治偏见的学者都会得出的结论。今天,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赞誉越来越多。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托尼?赛奇在其2001年撰著的《中国政治与治理》中认为,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2014年8月,在接受《环球时报》采访时他又明确表示,在现代治理体系上,中国不能照搬别国的政治体制。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哲学家帕斯奎诺教授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善于学习、调整与吸纳的政党,这使得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和创新能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影响力有了全面提升,很多海外学者高度评价新一届中共领导人的执政理念,“中国梦”“四个全面”等成为国际学界新的热门话题。美国著名学者福山近几年一直关注并研究中国政治和中国共产党,他在比较了中美两国政党政治后,认为中共具有强大的政党治理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2016年两会期间,美中公共事务协会会长滕绍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人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具有伟大的独创性和巨大的优越性。与当今世界其他制度体系相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协调国家机关高效运转、凝聚各族人民力量的政治优势。《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2015》关于国家形象的第四次全球调查数据也显示,大多数海外受访者对中国共产党的印象主要为具有高度凝聚力、组织严密。其中,发展中国家还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有超强的组织动员能力和学习创新能力。

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

执政党必然要进行国家治理。衡量一个执政党国家治理能力的强弱,不能想当然地把西方执政党那一套做法作为标准,而是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从执政党的执政理念、组织管理水平、执政能力、认同程度等方面来衡量。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坚持不懈地加强自身建设,提升自身的国家治理能力。今天,中国的发展成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这是中国共产党具有广泛世界影响力的基础。

执政党的执政理念,反映的是执政党的价值追求和执政纲领。国家治理能力强的执政党,必然具有合乎人民意愿的先进执政理念。执政党的组织管理水平,反映的是执政党自身的建设状况。国家治理能力强的执政党,必然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和强大的凝聚力,一盘散沙式的执政党不可能治理好国家。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反映的是执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科学,体现的是执政党解决国内国际实际问题的能力。国家治理能力强的执政党,其路线方针政策必然是科学的,善于解决重大实际问题。执政党的认同程度,反映的是执政党得到广大人民群众拥护的程度。国家治理能力强的执政党,必然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而不是让社会撕裂、族群对立。正是从这些方面来衡量,中国共产党无疑具有强大的国家治理能力。

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同,中国共产党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与西方多数政党信奉新自由主义政策并导致社会两极分化不同,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自己崇高的理想信念,坚持公平正义的价值理念,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与西方政党因为民众参与选举热情越来越低而只能获得低水平认同、不同政党因为恶性竞争而导致族群分裂不同,中国共产党始终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凝聚成战胜一切困难的磅礴力量。正是从这种对比中,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能力有了越来越全面的认识、越来越客观的评价。

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源于自身的特点和优势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从一个建党初期只有50多名党员的小党,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近8900万名党员的大党,创造了人类历史上不朽的奇迹,在当今世界拥有如此广泛的影响力,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具有西方政党无可比拟的特点和优势。

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优势有很多,在此只能举其要者。第一,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全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这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始终站在时代前列。正是这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精神,使得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能够审时度势,不断调整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实践创新。第二,中国共产党坚持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强调民主和集中的有机统一,从而形成了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具有西方民主制度不可比拟的优势。同时,与西方政党管理的松散性相比,中国共产党具有严格的组织纪律性。纪律严明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形成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确保党具有很强的凝聚力、战斗力。第三,中国共产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深入贯彻群众路线,坚持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这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科学决策、民主决策,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第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这一政党制度既保证了各项政策的连续性,也保证了政策制定的民主性,不但避免了西方两党制、多党制由于党派斗争所导致的族群分裂,而且避免了西方政党为了争取选民而注重短期利益、没有长远规划、缺乏政策连续性的弊病。第五,中国共产党坚持全面从严治党,铁腕反腐,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这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这种勇于自我革命的鲜明品格,是西方政党无法比拟的。

今天,国际社会对中国共产党的特点和优势有了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所开创的中国道路,也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走出了一条新路,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

今天,拥有近8900万名党员的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政党,也是执政时间最长的政党之一,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美国学者罗斯?特里尔认为,“历史发生了转折。两个世纪以来,影响力总是指向一个方向:西方对中国施加影响。但是,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中国也开始影响西方”。人们不禁要问,世界为何聚焦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有那么大的影响力?

世界之所以聚焦中国共产党,首先当然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使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领导中国人民创造了一个从一穷二白到经济总量跃升为世界第二的奇迹,使13亿多中国人民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国的发展成就吸引了众多国际知名学者和政要的目光。美国耶鲁大学高级研究员斯蒂芬?罗奇甚至建议,美国可以学习中国采取更宏观的经济规划,如制定策略、进行五年规划等。中国的发展成就也让许多国际人士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丰富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模式,为世界提供了独具特色的中国经验。德国左翼党著名理论家米夏尔?布里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3.0”最重要的诞生地。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源于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这一点现在正越来越多地被国际社会所认识。比如,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一些外媒认为,八项规定“令外界耳目一新”。当前,受国际金融危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民粹主义等影响,西方政党大多面临内忧外困的压力和发展的困境,如何提高政党的吸引力、行动力、影响力是他们的共同诉求。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政治智慧和政治担当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世界各国政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现在,许多国外政党日益关注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希望能从中汲取经验。

中国共产党开放包容的精神和心怀世界的情怀,彰显了大国大党的大气度和大担当,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力在当今世界与日俱增的又一深层原因。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形成了面向世界的开放包容精神。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就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主义情怀和大无畏革命精神。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心怀世界,同全世界进步力量一道投入反法西斯战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世界影响力与日俱增的道义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不断发展的同时,还全方位履行自己的国际责任。习近平同志在全球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提出一系列“中国理念”“中国倡议”“中国方案”,产生了巨大国际影响,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充分显示了大国大党的大气度和大担当。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习近平同志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正如习近平同志深刻指出的,“为了和平,我们要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偏见和歧视、仇恨和战争,只会带来灾难和痛苦。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才是人间正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传统的国家关系和国际秩序理论,揭示了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新方向,正对世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比如,今年3月23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粮食权”两个决议,明确表示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将这一理念载入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决议。可以说,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开放包容精神和心怀世界情怀的“中国理念”“中国倡议”“中国方案”所蕴含的强大正能量,引发国际社会日益强烈的共鸣,已超越国界、影响世界。今天,中国共产党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世界影响力越来越大。

“纵览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绝对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故事。”这是美国国际投资银行家罗伯特?库恩对中国共产党的评价。近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稳步提升,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与此相适应,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影响力也因时而进、因势而新。

中国发展成就的强大震撼力

中国之所以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靠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但带领中国人民结束了中华民族长达一个多世纪被侵略、被奴役的屈辱命运,而且带领中国人民自强不息、砥砺前行,把百废待兴的旧中国建设成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新中国。195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只有679亿元,1978年增加到3645亿元,1986年超过1万亿元,1991年超过2万亿元,2001年超过10万亿元,2010年达到40万亿元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6年达到74万亿元。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人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基本消除贫困到解决温饱,又正从实现总体小康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

梧高凤必至,花香蝶自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发展成就,给世界带来了强大震撼。国际人士只要对中国的发展有所了解,无不表示由衷赞叹。世界大型企业研究会做过一项调查,让约70名跨国公司首席执行官评价世界经济和政治,在被问及哪个全球组织最具竞争力和可信度时,64%的受访者给中国共产党以肯定。美国著名学者约瑟夫?奈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摆脱贫困,在经济管理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这是中国共产党软实力的重要来源。”欧盟亚洲事务研究中心的格林?福特教授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改革,让中国变成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墨西哥首任驻华大使安吉亚诺表示,“我一生最大的幸运就是两度担任驻华大使,成为中国在世界上崛起的最重要阶段的历史见证人。中国共产党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实行改革开放,向外资敞开大门,使经济蓬勃发展,国家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发展道路的思想吸引力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实际的道路。这种独立自主的精神、不忘初心的定力、走自己道路的毅力,推动中国共产党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开创新局面、创造新奇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发展的关键。中国道路是长期发展、渐进变革、内生演化的结果,充分体现了继承与创新、主体性与开放性有机统一的特点。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中国道路不仅带来中国的巨大发展,而且在世界经济的跌宕起伏中优势尽显,越来越多的国际人士开始摘下有色眼镜,客观审视中国道路。法国中国问题专家皮埃尔?皮卡尔表示,中国给世界带来一种全新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更加和谐、更加和平。世界银行前驻华首席代表鲍泰利表示,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同于任何其他国家所进行的尝试,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政策非常成功。中国共产党在国家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展现了适应不断变革需求的意愿与能力。南非南部非洲资源观察研究所所长卡本巴表示,中国走出了一条备受称赞的“中国道路”,它使中国变得更加强大、人民更加富足,同时也为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起到了示范作用。

引领世界走向的理念牵引力

作为拥有13亿多人口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的重要贡献。近年来,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正向溢出效应进一步增强,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发动机”。与此同时,中国通过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等,不断为世界经济健康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以“构建创新、活力、联动、包容的世界经济”为主题,成功举办G20杭州峰会,为世界经济发展和全球经济治理开出药方。在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逆风”的背景下,习近平同志在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上发表《共担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为新型经济全球化指明方向。

“理者,物之固然,事之所以然也。”符合世界发展潮流和人类福祉的发展理念,自然会引起国际社会的共鸣。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欧洲项目负责人安东尼奥?维拉弗兰认为,中国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是为了促进全球经济增长,中国愿意这么做并且有能力这么做。德国波恩大学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认为,在中国引领下,G20杭州峰会强化了主要经济体的责任,将有效减少宏观经济政策不协调的负面外溢效应,无疑有利于广大新兴经济体。伴随着各项促进政策协调、鼓励贸易投资、提倡包容发展的共识落到实处,世界经济完全有可能逐渐走出低谷。埃及前总理伊萨姆?沙拉夫表示,“一带一路”不是单纯的工程项目,而是一种发展哲学、一种全新的合作发展理念,“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意味着将几大古老文明聚集到一起,共同塑造新的全球化进程,这对中国、对世界都有好处。

追求美好世界的道义感召力

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源于中国人民爱好和平的文化基因,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的把握。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并赋予其深刻的世界意义;丰富和发展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思想;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公平、开放、全面、创新的发展观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等等。其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谓中国共产党人世界秩序观的理论依据和终极诉求。中国的发展实践表明,中国将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坚定不移地为建设人类美好世界贡献力量。

中国共产党对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公平正义的承诺和担当、对人类美好世界的追求,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认同和赞赏。俄罗斯国际问题专家康斯坦丁?加里博夫认为,中国的外交实践体现出中国是国际社会既负责任又富首创精神、既讲原则又有底线的成员。德国联盟党联邦议会党团干事长格龙德在出席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和中欧政党高层论坛期间多次表示,欧洲政党喜欢与立场相近者开展交流,平时很难与立场不同的政党坐在一起,只有中国共产党能将持不同理念的欧洲政党聚合到一起,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巴基斯坦伊斯兰堡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乔杜里表示,中国不谋求成为全球主导者,也不希望任何国家领导其他国家,而是奉行国家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的理念。这是中国向世界传递的一个重要信息,必将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也会提升世界对中国的信任。我们期待中国的引领会帮助世界朝着和平稳定的方向前进。

陈洋观察:

中国共产党最大的风险是能否与时俱进,自己革自己的命;能否偏听则明,能否坚持民主的政治协商制度,能否持续的延续伟大的毛泽东及邓小平改革开放的思想成果,毋容置疑,伟大的毛泽东以千年一遇,心系苍生的胸怀格局情怀,奠定了中国共产党长期发展的诸多优秀的思想、理念、组织方法,是否能得到彻底研究和发扬。党的最大风险也是人治的风险,自古明君迎太平,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以来,将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担当以及党性重塑提到前所未有之高度,是国家民族大幸,同时,习总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而决绝反腐的执政理念,能否得到长期坚持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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