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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杨佳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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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一生 (2007/12/28 22:08:12) [发送到微博]
我退休后,很想写个回忆录,但限于水平和记忆差,未敢动笔,后来有许多朋友同学甚至是一些普通市民劝我,让我写写过去的事,传给后代,我还是信心不足,最后还是小女丽萍劝我,鼓励我,让我写,她打印,这才动了点心,写什么呢?我很平常,不值得一提。要写还是流水账,我想,从童年开始
童年
    一九四二年农历正月初八,我降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听母亲讲。我们家只有七垧地。一无房子,二无家产,一家五口人(父母 叔叔 哥和我),除了种这几垧薄地,其余全靠母亲卖吃喝维持生活,小叔和哥哥多时候给地主拉长工。家里穷的连吃饭的碗都没有。可我的诞生,给家里添了不少欢乐。因为生我那年,哥哥已经24 岁了。姐姐17岁已经出嫁了。我就是家里的宝贝蛋,为了拉扯我。母亲放弃了卖馍馍的生意。专门抱我,就在我一岁那年,天降大祸,我和家乡翟家所街上的许多孩子一样,患了可怕的天花(一种传染病)。母亲为了我不留后遗症。将我的小手用布包上,而且她十天十夜没有合眼,就在第十一天的中午。母亲实在熬不住了。打了个盹,我就用布包着的小手擦破了脸上的天花泡,得了一场大病,从此我脸上留下了天花的伤疤,我长大后因有缺陷总感到有些自卑。
  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了.农民们经常开会扭秧歌,庆祝解放。记得那年冬天,群众都扭秧歌,可我的脚冻烂了,只好站在房子台阶上观看,心里十分着急,叔叔拿着一把扫帚也在人群里扭啊扭,满街上锣鼓喧天,高跷、耍龙、耍狮子,好不热闹。一九五零年,学校动员所有群众扫除文盲,当时有识字班,结了婚的男女可以上识字班,我是小孩子,老师动员我于51年上了小学,上学时没有一件能穿的衣服,记得还是街上过马家队伍的时候,妈妈用捡的子弹袋给我做了件短裤,和一件破烂单衣上了学,临上学前,妈妈叮嘱我一定要好好学习,妈妈是当姑娘时供三舅上私学做饭识了些字,因此在识字班里,她有时给其它姐妹还教着认字,因为她很忙,但她知道识字的重要性,所以对我的学习特别重视,就在那年,学校要一个敲钟的,校长看着叔叔老实,就叫到学校打钟扫院(上下课是看香估计时间打钟,那时没有钟表),后来母亲也给学校老师做饭,我在学校念书,我家穷得买不起毛笔和纸,我就在母亲卖凉粉的摊子上哭着嚷着要买毛笔和纸,我要写字,那时的生意,说是买吃喝,但人们都没有钱,也卖不出去,既使卖完了也来不了几个钱,还要往进买粮做馍做荞麦粉,继续做生意。最后还是没钱给我买笔和纸,给我教书的殷老师给了我一个写旧了的大楷笔和一点纸,我就开始写字上课,我性情活泼,也很天真,会玩会学,学习成绩一直不错,一年级我带上了红领巾,当上了班长,三年级我当上了大队委员,四年级又当班长,又当全校大队长。班主任、辅导员老师很看得起我,但我脾气不好,爱教训人,不管老师,还是同学,只要看见不正当的行为我都敢说。记得小学三年级,有个靖远老师要欺负一个比我大四岁的女同学,听到这个事情后,我火冒三丈,上课前我煽动同学们不要听他讲课,不要起立,叫他滚出去。最后校长把我叫去,问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告诉校长实情,最后经过学校调查核实后,将这位老师调走了。
小学三年级就有晚自习,那时点的是清油灯,半个破烂碗,一根棉花捻子,一人一盏,下半年了,有几个家道好的同学忽然拿上了几盏煤油灯,我们都没有见过,第一次见到这么亮的灯,同学们都欢呼雀跃,大家一齐挤在他们几个的灯下上晚自习。那时的煤油灯是一个上面一个小口的玻璃瓶子,也是棉花捻子,连个罩子也没有,但和清油灯比,那可亮多了。但我家连这个条件都给我办不到,幸亏同学们都关心我,照顾我,因为我是全班年龄最小,而且学习最好的一个。我班男同学除外,就六个女同学来说,有三个已经结婚,没结婚的两个比我大三四岁,我上小学时,学校只有六个老师,他们个个都对我很关心、爱护,无论是语文、数学、地理、历史、自然,所有教课的老师都对我要求严格,因而使我所学的各门功课的成绩都中95分以上,最突出的是语文成绩,作文成绩是全校的佼佼者,六年级时,我的作文90%的达到100分的成绩,临毕业前,班主任周德老师对我说:“青兰,你没有辜负老师和父母对你的期望,上初中后,保持你的学习精神和态度,继续努力,更上一层楼,我有个要求,留下你的六年级的作文吧,我要读给下一级的同学听,让他们向你学习。”当然,这里我要感谢我所有的老师,是他们给了我知识,给我打下了人生道路的基础。但我要告别感谢我的班主任周德老师。
永远的恩师情
我读书只12年时间,以后能胜任工作,多半是小学班主任周德老师给我打的基础,从三年级到六年级的语文课一直跟着上,讲语文课时他那潇洒的姿态,手势,风趣动听的讲解,吸引着每个同学。一节课下来,课文的主题思想、段落大意、生词、成语等全记在脑海里,再不用复习,为了提高同学们的写作能力,他教育我们多读课外书,多学社会知识、多观察。在他的鼓励下,我们在小学阶段就读了《水浒传》、《梁山英雄传》、《红楼梦》、《西游记》等大部头小说,为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每篇作文他总要改两三遍,连错别字的正误表都不放过。就这样通过他的亲切教诲和同学们的勤学苦练,大家的写作水平迅速提高。
为了提高同学们的口头表达能力,周老师想办法组织同学先在班上演讲,然后在周六的全校学生会上让学生进行讲演比赛,每周一次,自己写讲演稿,自己讲演。由于我胆大且写得好,每次讲演都得第一。小学四年级,12岁的我已是全校少先队大队长了。“六一”儿童节前,学区决定全乡所有学校的学生都集中在翟所中心小学,隆重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周老师选中我代表全乡少先队员在大会上讲话,他用一本厚厚的软皮笔记本给我写了一本讲演稿,写好后,我在他的指导下每天上语文课我一个人念,手舞足蹈地讲,为了使我讲的生动活泼,每天早操时间,他还带我到小河边,教导我说:“你就把这石子当同学,把水声当成同学们的喧闹声,大胆,活泼,流畅地演讲,演讲要有丰富的感情。”就这样经过一个月的苦练,终于迎来了小朋友们喜庆的节日,那天天气晴朗,阳光明媚,全乡所有的学生打着国旗和少先队旗,穿着崭新的衣服,排着整齐的队伍,来到了乡中心小学的操场上,好多家长也来了。大会由辅导员周老师主持,我生动的演讲赢得了全乡老师、同学和家长的高度赞扬,从此,我的口头表达能力在全校是一流的。
靖远师范毕业后,我当了三年的教师,在任教期间,我完全按周老师的那种方法和精神教育自己的学生,尽管教书时间短,但我的学生成绩提高很快。以后转行到行政,无论开会发言,还是给社员讲话,我都很受群众欢迎。曾经有人问我“你讲话怎么这么动听?”我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们“这是我小学语文老师周老师培养教育的结果”。
周老师不但在学习上严格要求我们,在生活上了告别关心爱护每个学生,记得当时人们的生活相当困难,我们都是饿着肚子坚持上课的,学生写字都没有一支像样的笔,他经常用自己的钱给我们困难学生买毛笔。我们没见过钢笔,用的全是蘸笔。我上初中后,周老师经常向我母亲打问我的学习情况,每当节假日我回家时,他又到我家鼓励我一定好好学习,争上游。1959年我上靖远师范时,国家困难,我家更是穷困,为了给我凑路费,父母从上街借到下街,也没有借到一分钱,周老师得知后,告诉全校所有的老师,当时全校的六位老师都从自己的微薄收入中拿出3元钱捐助给我,在当时,18元可不是个小数目,它解决了我上学和生活所有的困难。恩师就这样帮助我上了靖远师范。我带着他们的厚望和从他们那儿学来的博爱无私、助人为乐、勤奋上进的品质走上了新的人生路。在以后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我一直铭记着恩师的教诲,诚实、扎实,兢兢业业地工作,努力上进,热爱生活。
千言万语写不完周老师对我的教育之情,他经常以人一之,我十之,我十之,我百之的艰苦创业精神,以一流的教学质量把自己的知识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学生。人们通常用“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烛成灰泪始干”来形容教师。这固然能反映出教师忘我工作的奉献精神,但反映不出教师的创造精神。周老师在给同学教知识的同时,也在不断充实自我,完善自我,像蜡烛一样在照亮别人的同时,锤炼了自己的意志,升华了自己的情操,作为学生,我的奋斗足迹,就是周老师生命和事业的延续。
看岁月将往事退色,任空间将往事彼此隔离,不变的是我对他永远的恩师情。
艰难求学路
1956年秋天,我考上了会宁中学,会宁离我的出生地翟家所乡有25公里,那时多半是山沟路交通不便,从家走到学校要一天的时间,光一个祖历河要过72遍,我们称72遍脚不干,记得第一次到会宁,晚上住在我的一个堂姐家脚上大了许多泡,疼的受不了,来到生地方,还睡不着,想家想妈妈。第二天我大哭了一场,干脆不想上学去了,嚷着叫姐姐给我指一下回家的路,我要回到妈妈身边,姐姐哄着我叫我去学校,说她也不知道向东还是向西走,就这样,我勉强上了初中,那时候的初中就是现在的东关小学,现在的一中是一片田野,只有一排教室,所有的女同学在北小这边,一部分男同学在教场(一中)那边,走教场中学时要过一条很深的雅丈沟,每天中午,男同学到北小这边吃饭,又返回到那边上课,来回极不方便,又特别吃力。为了尽快将学校搬到教场,建校工作必须抓紧,但那时候运输工具最好的是架子车,而且数量特别少,除了人背就是驴驮。全县只有东河湾里有一个砖瓦厂,要把砖瓦厂的砖运到北教场学校,只有靠同学们背。于是学校给每个同学分了任务,每天课外活动背一趟砖。星期日基本上全天背砖,我只有14岁,而且身体也不好,每天吃一些炒面,喝些凉水,背砖背得我肩疼腰疼。城里的同学基本都是全家总动员给自己念书的孩子完任务,可我们离家远,谁疼我们呀。有一次,父亲来学校给我送炒面和饼子,一打听得知我去东河湾背砖去了,父亲飞快地跑到砖厂找到了我,我一看到父亲,哇地一声大哭起来。那一天我休息了。父亲一趟又一趟为我完成了任务,最后还说“我送你上学来了,怎么你来背砖来了”?我说所有的同学都有任务,从此每个星期天父亲早早起来,背上吃的为我来背砖完任务。现在想来,当时的我是多么不懂事,竟没有想到父亲从50里以外来就够吃力的,却还要为我背半天砖,又要返回家。父亲对我的疼爱,是无法用语言表达清楚的,唉!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通过全体师生和建筑工人的共同努力,两年后新的中学就建起来了,学生宿舍也建了不少,乡下同学全部住校读书,吃饭上大灶,有钱的同学在灶上买票吃饭,我呢?家里没有钱,每周靠父亲给我往学校背炒面和馍馍维持着过上学的日子。记得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同学们都去看电影,回来后我发现父亲给我拿的两个大饼有一个不见了,只剩一个,宿舍里有个女同学没去看电影,我就知道是她偷了我的饼,但往哪放呢,说也可怜,她放在她的课桌里我和我要好的同学一下子找着了,最后把她羞得好象见不了同学,从此她辍学了,以后再没见过她的面。其实那时她就有对象了,听说后来她在新疆安家落户了。今天想起来觉得有点后悔,为了一个饼子,断送了一个同学的前途真不应该。但在那个年代,生活就这样残酷,那可是我的救命口粮啊。虽然生活艰苦,但我依然努力学习,各门功课除体育课外都是5分,周六的讲演比赛仍是第一名。
说起体育课我比较害怕,上体育课时跑不动,单双杠上不去,扔手榴弹、铁饼经常扔在了身后或身边,跳高、跳远就更不用说了。体育老师特别生气,硬是让我和其他同学一样上单双杠,但我实在难以办到。记得有一次老师硬把我送到双杠上,我一使劲在翻身的刹那间头晕了,掉在地上半天起不来,可把老师吓坏了,从此上体育课我就较以前轻松了,随便应付一下就行了,最后得分是2分。58年我上三年级,大跃进开始了,全国处于一片跃进局面。大炼钢铁、农村深翻地、搞万斤高产田,学校也和社会一样,同学们也卷入了大跃进的风浪,白天上课,晚上深翻地,挖洋芋,捻糜子。一夜间就收割千亩或百亩粮食,与其说是收割庄稼,还不如说是糟蹋粮食。一夜之间,几亩洋芋收完了。但只见田不见多少洋芋,粮食也就一扫而光。浪费相当严重。我身体不好,晚上劳动一夜白天上课就要打盹。班上天天评比精神,黑板上给我打墓气,写着我的名字旁边插上一溜黑旗,最使我难忘的一件事是:我们的班主任黄兆泉老师,给我们带生物课的是他的爱人杨克云老师,她是上海人,长得挺漂亮的,生物课讲得非常生动。但她是在大学里就划成左派的,到会宁一中后,一边上课一边劳动改造,据她讲:晚上教师会上她还要挨批斗。一次学校分配我去监视杨老师去挖沼气池子里的粪,我去后看到杨老师拖着瘦弱的身子挖得很起劲,看着她那个样子,我特别同情她,我让杨老师就地休息,我替她挖,就这样我们俩换着挖,很快就弄完了。但杨老师不敢回宿舍休息,我们俩坐在工地聊了好长时间,她谦虚谨慎,人品好,我就不懂为什么这么好的人竟然是左派?三年初中上完了,她们两口子依然留在会宁,而且一留就是二十年,她们不但教了我,而且还教了我的孩子,等我退休到兰州后,我终于打听到了他们的住址,约了几位同学多次去看望两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去年(2006年),杨老师因多年糖尿病并患有许多并发症去逝了。她走了,但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让我久久不能忘却她。
初中毕业后,我很想上高中,然后考大学,但当我知道时,任俊祥老师已经把我报到靖远师范了,连户口,粮关系也转了,我一块儿长大的同学牛瑞林说:你上了师范就上不了大学,三年师范出来,你就当老师吧。他这样一说,我更后悔了,但后悔能有什么用呢?师范老师已经走了,所有的关系都转了,我只有于59年秋季上靖远师范去念书。当时会宁去靖远没有公路,必须先坐车到定西,再在定西买火车票到兰州,兰州转火车到白银,白银再坐汽车才到靖远,这一路的路费就得许多钱,不是我小学老师帮的话,我连路费都没有。师范是公费制,每个同学一月13元钱,除了8块钱的伙食,剩5块钱买书和其它用品,这样下来,每个月还有节余,到放学回家时不仅回去的路费节省出来了,上学的路费也够了。从此后,我再没花过家里一分钱。但59年以后,国家也有了困难,为了给苏联还债,又经过了58年的大跃进,全国人民都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学校给每个同学31斤面粉。如果是现在31斤面粉足够吃。那时候不知灶是如何管的。做的馍馍里面卷着粉了的树叶子,一放进嘴,难以下咽,拨过树叶粉,只剩一点点馍了,我们一级一共300学生,由于挨饿,许多同学辍学了,最后只剩80多个同学了,分文理科两个班,我们会宁的六个女同学全分到理科班。当时是会宁、靖远、榆中三县的学生,会宁同学跑得最多。记得那时学校有许多土地种着各种各样的菜和黄豆,这些地在东关我们各班同学轮流劳动,在劳动的中间同学们边劳动边偷吃着生菜黄豆。在学校挖菜时,我们把白菜根子削着吃,几天后,我班所有女同学都尿不下尿了,而且由于长期挨饿,同学们身体虚弱,全校所有女同学全都没有了月经,音乐女老师郑松岚发现后汇报给校领导,最后不知是那来的羊头肉煮后,每周六给女同学吃一大铁勺羊头肉。但我从来不吃羊肉,在那么饿的年代,我的同学王秀兰饿得浮肿,我就把分给我的一勺肉送给她吃。就这样我们硬是坚持着上完了三年师范,师范二年级我入了团,在师范上学期间,经常参加劳动,帮助农业社摘棉花、秋收、修渠等。一次,全校师生都去靖远的北湾乡修水渠,我们走了一天才到达目的地,学校在那儿起了灶,我和王秀兰同学在灶上帮忙,老师同不都到工地劳动,休息吃饭时,每人一个包谷面窝窝头,大家都吃不饱。一天中午,我发现我的班主任许太安老师中午回来一屁股坐到院子里,一点精神都没有,饿得起不来,我这人就是刀子嘴豆腐心,看见老师们都这样,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就将我的一个窝窝头掰成两半,分给他一半。我的饭量不大,除了半个窝窝头外,我和秀兰同学洗蒸笼时铲些馍馍渣渣子补充一下,当然这都是悄悄给他们的。那时候同学们除了学习,还有政治表现,不过现在想起来,也是对的。即学了知识,又锻炼了自己的情操和身体,艰苦的劳动中从逆境中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为今后走向社会,开始新的人生路打下了基础。1962年秋,我们毕业了,但一直等到1963年才分配。
忆父母、叔叔
我12年的书能在那样艰苦的岁月念出来,全靠父母叔叔的供给,尤其是母亲的鼓励和疼爱,使我鼓起了勇气,和困难饥饿作斗争,才有了今天。除了感恩老师们,我更要感谢父母、叔叔。父亲王志中,生于1898年,叔叔王国忠,生于1923年,从小他们都没念过书,一辈子务农。叔叔比我哥哥小5岁,爷爷奶奶去逝时,他年龄很小,是我父母亲拉扯他长大成人,因此,我们一直住在一起。叔叔视兄嫂如父母。尊敬、爱戴有加。我的父母把弟弟比儿子还疼爱,母亲虽很困难,可吃穿和我哥一样对待,由于家境贫寒,哥哥和叔叔经常外出打工,给有钱人当长工,直到快解放那年,叔叔才回到家里,叔叔来时背着一床被子和一条褥子,他看见我长大了,心疼地将我拉到他的被窝里,当时家里没见过被子,炕特别热,我好奇地和叔叔睡觉了。但从来也没见过叔叔,和一个陌生人睡下,吓得不敢翻身,第二天右胳膊上烙了个大泡,疼得直哭,到现在还留下一个伤疤。父亲很老实,斗大的字不识一个,除了种地,其他什么事也不会干,
一辈子在家。拉扯儿女和弟妹。叔叔也一样,但他性格很好,他会做饭,会做针线,后来他去我上学的小学给学校扫院、打钟、做饭,母亲看叔叔一个人忙不过来,也在学校帮忙,叔叔不爱多说话,爱做活,因此我心里很害怕也很尊敬他。由于家境贫寒,他结婚时年龄也大了,加之婶婶有病,我记得婶婶经常说她肚子疼,可全街所有的大夫都看过了,一看就给她点止痛片,一吃就有好些日子,后来她去了娘家老君乡,那里大夫也是这样看,母亲说她的肚子有个块,但乡下没有好大夫。穷人家也不知道去什么地方看病。就这样婶婶的病拖了十年。1968年,一支省军区医院的大夫支援农村,经过检查,婶婶肚子里竟然是一个死胎,是这个医疗队给她做了手术,免费取出了存了十年的死孩子,这就使得她一辈子再没生过孩子。父亲只管劳动,家里养着一头驴,但由于十年九旱,人无粮吃,驴没草吃,父亲去山上铲草,但我们那里的山是和尚头。夏天都看不见绿。一到冬天驴饿得嗷嗷叫。父亲就用铲尖子从土里面挖出草根子,背回家后,用木棍打出里面的土,然后给驴吃,就这样年复一年种着七垧薄地。1948年,父亲和哥哥学会了染布,那时候人们穿的是七寸宽,用土织布机织的土白布,然后交给染坊家里染成蓝色或黑色,做成衣服。染布用的是咱们腌菜的大缸,用泥裹了,里面放进颜料倒入水后,用亚麻杆子烧,烧几次泡几天才能涂好。捞出后,又用一个特大的石柱压上,再用一个大石槽子用脚踏上滚过来滚过去,把布压平再凉干,才算染好。当他们压布时,出力的程度在压于百米赛跑,他们汗流浃背,为了穷日子不停地劳作着,有时因生活的疲惫,父亲也常唠叨,但我一说他,他也就不唠叨子,父亲最爱听我说的话。我的哥哥比我年长24岁,经常外出干活。后来他成家了,和母亲分了家,解放后土改那年他去了老君乡,分地时他分到老君乡的镇贫村,我们离他家要60多里路。由于年龄小,直路不行,我不太去哥哥家,因此感情不是太深。倒是出了嫁的姐姐家,每到假期,父亲领我去她那里,她们家在青江乡,也离我家50多里路,每年夏天,父亲帮她收割粮食,因为她家地多她特别辛苦,生了七个孩子,又要伺候公婆。一到农忙,连吃饭都顾不上,为了女儿父亲每年都去给姐姐那儿帮忙。我姐夫人很老实,身体强壮,勤劳善良,他们俩孝敬父母,扶养孩子,虽说辛苦,但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夫妻恩爱。不幸的是1960年,他家里的粮食被生产队拉去了,他们一家没有吃的,为了孩子,我姐夫省吃挨饿,最后还是被饿死,丢下姐姐一人拉扯七个儿女,她的一生太坎坷了。为了她父母叔叔哥哥都操碎了心,可在那个年代,谁也无法挽救。
母亲田俊英,生于1900年,比父亲小两岁,1980年去逝,享年80岁。和爷爷、奶奶、父亲同葬一个墓地。
母亲贤淑、善良、勤劳、节俭,性情温和,但也刚直,她聪明好学,有远见,虽然是小脚,但除了耕地,没有她不会做的农活,女人干的活她样样会干,女人不会干的她也会干。全街道家家女人生孩子都是她接生,家家的孩子生病了又是她给针灸、看病,谁家娶亲都要她去做饭,全社每家每户用的笤帚都是她扎的,老男人的头发长了她给理,谁家的灶头不利生不着火了叫她去收拾。甚至连盘炕盘灶头她都会给人家做,那可是泥活儿,一个小脚女人竟然经常干。
爷爷、奶奶在世时,母亲伺候公婆体贴入微,点滴周全,等他们去逝后,留下了三个叔叔和两个姑姑,母亲视弟妹如儿女,给他们吃穿,拉扯他们长大,后来二叔过继给王明远家给他父亲当弟弟,三叔参了军,我只看见过三叔的照片,还有他和蒋介石一家合的影,另外还有许多军事战书。听说他以后得了肝病去逝了。很年轻、人很英俊。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四叔把他存下的书和照片全部拿到大王庙上烧了。留下四叔和父母吃住在一起直到成家,她对待弟媳也如儿女,弟媳对她就像新娘。全家人和睦相处,一直到去逝。
生我时母亲已经四十岁了,那时候母亲已经生了好几个孩子,听说生了孩子的第三天,母亲就给别人家拔粮食。据母亲讲,她生孩子没坐过月子,顶多三两天就下炕干活了。好几个孩子夭折了,一个大姐出嫁生了孩子也死了,连孩子也没留住,这给母亲的打击很大,所以哥哥姐姐比我大的多。生了我的那年是1942年,我们家租着一个10平方米的房子,母亲晚上推磨(那时候用的是石头磨)白天做馍卖油饼。我的降生给父母及全家带一了无限的欢乐,全家人似我为掌上明珠,为了我,母亲放下了卖吃喝的生意,一心一意拉扯我。我一岁那年得了可怕的天花病,街上的孩子都传染上了这病,每天都有死亡的人。为了我,母亲十天十夜没能睡觉,没合眼。虽然以后有了痕迹,但因为有了母亲的精心照料,最后还是保了我一条命,确实是不幸中的万幸。我记得三岁时,母亲又开始了卖吃喝的生意,我那时还不大会走路,但心里比较明白,妈妈的吃喝是全街道一流的,卖油饼时一边炸一边就有人抢着吃热油饼。她那么疼我,但还是挪腾不出一个油饼给我吃。我看着大人们都吃热油饼,馋得我直流口水,等油饼炸完卖完后,妈妈才给我炸一个黑面的来安慰我。
每到过年,家家要杀个猪。我们家也一样,妈妈经常说:过年了要推三升麦子。一个小猪杀了后,妈妈用她的巧手将猪肚子煮涨后,给我们做成小兔子,摆在灶爷板上,那长长的耳朵竖得高高的,就象一活兔。我们家只有一个小小的窗子,但每逢过年,妈妈用红纸剪许多窗花贴在窗户上和墙上,而且给灶爷板上贴上熏了的花纸,特别好看。左邻右舍的阿姨,大妈看见了都要妈妈剪的花样儿。快到正月十五时,各村的社火耍起来了,乡下的社火来时,家家要支持给社火队装锅子吃,等耍一会吃饭时他们都抢着吃我们家的,一边吃一边说:王家妈的锅子一端出来,香味扑鼻。正月十五闹花灯,这一天妈妈用荞麦面做许多灯,属马的在荞麦面灯上捏个马,属鸡的就捏个鸡,家里人的生肖个个都有形象的动物在灯上,做好后放在笼上蒸熟,等到晚上每个灯点上青油捻子,看看那个人的灯着得亮.灯花大预示着这人来年的运气好.就这么个手艺儿,许多人都不会做,他们把面拿到我家叫妈妈教他们做。我高兴地跳来跳去,看他们谁做得最好。正月十五白天也有社火,可我们街上的社火里有一个划着青蛙模样的脸,耳朵上带着两个红辣椒,嘴非常可怕,人们称他叫哈么娃,他是专门到各家屋里进去说是拜年实际上是抢荞面灯的人。我记得这一天,我们把门顶紧,从门缝里看哈么娃,可这个哈么娃偏偏要进我家的门,他嘴里喃喃地说,别人家的灯不抢可以,王家妈做的灯一定要多抢几个,因为房子小,连偷着放过去的地方都没有,最后他还是进来,拿走了两三个灯,吓得我直往妈妈的背后钻。他又专门在我头上摸一把。
    1947年还是48年,记不太清了。我记得过马家队伍,那天下午有人通报,马家队伍要来了赶快跑。街上所有的男女老少全跑光了。父亲扛着铁铣从城墙上翻过朝张家岔方向跑了。全街道只留下我和母亲,听说还有个老得跑不动的贾家老汉。当时,母亲正给我梳头,小辫子还没扎好,我也要跟着父亲跑,但母亲手里捏着我的头发不放,说:“我脚小(只有三寸长,实在是三寸金莲)你年纪小,我们跑不动,别怕,有妈在,他们把咱们也不怎么样”。傍晚时节,队伍过来了,先是骑兵,当时我们家住的是何家店的一个小房子,店院很大,院后面有个专门站牲口的大厅子,院子里有许多房子。何家的人全跑完了,队伍人马足足站了一院一厅,快吃晚饭的时候,一个当兵的把我们家的尽有的一个装水用的桶拿去了,可能是打水饮马或做饭用,反正到第二天还没拿来,那时候家里没有什么象样的家具。桶子没了,就无法从窑里往上打水,打了水也没东西装,,母亲急了,便去找了军官。我记得这个军官也住在我们的院子里,他手腕上还带着手表,人很有气质,母亲手里拖着我,我吓得直打哆嗦。但她一点也不怕,且告诉那军官:你的一个兵娃子把我家的木桶昨天拿走了,到今天还没还回来,害得我和女儿昨晚连饭都没吃上,连水都没喝上,你得赶快给我找回来。没想到军官听了,态度还蛮好的,一点没有给我们脸色。他立即命令手下士兵找到了那个兵娃子,并用皮鞭抽打他,母亲看了心软了下来,又后悔当时不该找军官,害得当兵的孩子挨了一顿打。最后总算把桶找回来了。我心里想,妈妈胆子真大,连军官都敢去找。
    1948年的秋天,哥哥和他的一个姓刘的朋友不知在什么地方弄了一支猎枪,准备要打野兔子,被通渭县的董家发现了,董家是个恶霸,他们家有兵团,听说是统治通渭县的一家什么大官。董家住在会宁的候川和通渭的义冈川的交界处,发现哥哥有枪的事后,就把我哥哥和哥哥的朋友告到翟所乡,当时没收了他们的枪,还把哥哥关进了牢房。朋友家有钱,他没进去。就哥哥一人蹲在牢房。这可把母亲急坏了,我记得母亲和我每天要给哥哥送饭,我进去过一次哥哥呆的牢房,那可真不是人呆的地方。四面墙用厚厚的土块垒着,只有一个拳头大的窟窿,地上铺着麦草,地非常潮湿,伸手不见五指,房子里特别黑暗。妈妈整天以泪洗面,可实在无钱搭救儿子,最后还是妈妈一次次去乡政府下话求情并四处借钱打点,半个多月后哥哥总算出来了。妈妈才松了一口气。当时哥哥已经30岁了,许多事还让妈妈操心。
    我家是贫农,解放前借下富农人的钱多,那时的农民实在太苦,气候干燥,十年九旱,全家只有七墒地,有时几年没收成,我家就凭着母亲四处借钱买粮食做吃喝生意维持生活,我经常看见要债的人催母亲赶快还债。他们的钱可不是好借的,那时是驴打滚的利息,几倍几倍地长,是永远还不清的债。母亲发愁的晚上睡不着觉。半夜起来往天亮推磨。为了穷日子,她受尽了人间苦。解放了,有一天开大会,乡上动员所有欠债的人拿出借条,当场火化,这才真正救了我们全家的命。所以妈妈从此以后开会积极,党有什么号召,她就有什么行动。她是从心底里感激共产党、感谢毛主席啊。她经常说:不是共产党解放了我们穷苦人,我们这辈子永远别想过上好日子。记得斗恶霸地主赵海山时,母亲在会上哭诉他的罪恶:我们家的姑娘(是我姑姑)在你们赵家受尽了公婆和丈夫的虐待,经常不给饭吃,姑姑饿得受不了偷吃你们家的一点油渣,竟被你活活打死,我们气愤却无处去说。她用生动的事实控诉了万恶的旧社会。
    母亲识字,但不是太多,据她讲,是她娘家的三弟(我三舅)上私塾时因她的饭做得可口,所以留在家里伺候老师和弟弟,弟弟念的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她一边端饭一边听,三舅没念会时,她已经会念了。等到姥爷考三舅时,三舅给妈妈说,叫她站在姥爷的身后给他张嘴提示,要不他不会背要挨揍的,妈妈听了他的话,站在姥爷身后常常给三舅帮忙,三舅才避免了挨板子。但这却给妈妈提供了学习的机会,解放后政府动员扫文盲,上识字班时妈妈也上了,认得的字很多,并常常给其它姐妹教,后来我发现我家窑洞的墙上贴着墙字,缸上贴着缸字,桌子上铁贴着桌字,风箱上贴着风箱…。她说她没时间去学校,让老师把要学的字写在小方块纸上,她一边干活一边看着识字,晚上叔叔下班,吃过饭后,妈妈也给叔叔教着识字。
    我上小学后,可能已经四年级了,母亲用染了色的老蓝布给我做成八片式中山装制服,我穿着上学,可把其他同学羡慕坏了。他们回家吵着闹着让他们的妈妈也做像我一样的制服给他们穿,可他们的妈妈哪里会做呀。这下可苦了我母亲,好几家的孩子的衣服全拿来让她做,妈妈就不不厌其烦地教别的妈妈如何缝制衣服。
    1958年大跃进开始后,全乡的各村社办起了食堂,因为母亲为人正直,又能够做一手好饭,所以就在公共食堂做饭。后来发生了困难,大灶上没面做饭,只给大家供应菜汤,在那个饿死人的年代,母亲从一不在灶上多喝一口汤,多吃一口野菜,以温和和同情的态度对待每个人,公平的给每个人打包盛汤,很受大家的尊重。我记得可能是过中秋节时,每个社员分了一个油饼,母亲把她的一个晒干后放到木箱子里,一直等我放假回家时吃。1960年秋,我要上学去,临走前母亲从地下挖出了一个洋芋,给我做了一顿胡麻衣子的群馍馍,只一小碗,我吃后,母亲将我送出西城门。我问母亲,这群馍馍为啥这么香,我还想吃。母亲当时掉下了眼泪,心疼地对我说:“那个洋芋是我偷着你侄子埋在土里留着让你吃的,就一个,没多的了。”我有一侄子比我小三岁,在初中上学,挨饿那年他辍学了,父亲饿得爬在炕上起不来,母亲就像佝偻病,走路不稳,面色苍白,我真不忍心丢下他们去念书,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同学都不念了,她们都去挖野菜度饥荒,我对母亲说:“妈妈,我不想上学了,我去挖野菜养活咱家人,看着爸爸、妈妈、侄儿挨饿我怎能袖手旁观呢?”妈妈听了我的话非常生气,这是妈妈第一次对我发脾气,她厉声说道:“挨饿又不是咱一家,只要我有一口气,你的书要念,而且一定要给我念,念成功。”看着无力的妈妈下了这么大的决心,我也就一心一意去念书了。
    1960年过后,学校又把母亲叫去给老师们做饭,老师们都亲切地称她王家妈。他们的衣服破了都是妈妈缝补。乡下的学生每天天不亮就往学校走,白天吃些干馍,晚上才回家吃饭,妈妈看着孩子们辛苦,就和校长商量中午给他们烧开水喝,看见哪个孩子的头发长了,她就叫来给他们理发。哪个学生的衣服破了,她就给缝上几针。她确实从内心喜欢每个孩子。她在学校做饭时,学生们管她叫贤惠奶奶。由于母亲的饭做得好,其他单位也想叫她去做饭,几个单位都叫她,母亲无法推托,后来叔叔给学校做饭,母亲给信用社做饭,直至74岁还没休息。我看着她太辛苦,就去单位给领导谈了,这才做罢。
    侄子是哥哥第一个妻子生的,因为家穷,哥哥找不上媳妇,有一个女人已经三个孩子了,她原来的丈夫当兵一去二十年没回来,人们都说是死在部队里了,所以哥哥就和她结了婚,婚后,生了一男一女,解放那年,她丈夫突然回来了,我哥哥就离开了她,这时女孩还不到半岁,男孩已经两岁多了,这就把男孩子领给母亲拉扯。我记得我比他大三岁。后来哥哥又结婚了,母亲怕孩子受后娘的气,就和哥哥分开住了。为了拉扯孙儿,母亲倾注了全部心血,供他上学,让他成家立业。他也生了四个孩子,都是母亲帮着拉扯长大。我们家是四世同堂,母亲的重孙王辉考上了北大时我父母都还健在,他为王家人争了一口气,也为祖父母安了心,他不但是全家人的荣耀,也给全乡争了光,工作几年后他又去日本留学读了博士。
    1980年正月初一早晨,母亲提着铲子一边拾粪,一边看着全街大人孩子过年出行,拜天拜地拜神仙,初三的棒晚去小便,突发脑溢血,不省人事,等我回到她身边时,她什么不知道了,初四的前半夜她离开了我们去逝了。
    送葬的人特别多,除了几个村的乡亲们,各单位的人都来了。母亲的去逝使我肝肠寸断。叔叔婶婶哥哥姐姐在坟上哭得死去活来。那时候我也刚调到县法院,因过于悲伤,半年没去上班。是父母给了我身体和第二次生命,使我得以健康成长,是母亲给了我做人的懿范,处世的概模,使我能与人为善,同情人,团结人,助人为乐,是母亲给了我勤俭持家的美德,使我能做到不忘传统,保持本色。我平凡而伟大的母亲在我心中永垂不朽!
教书育人
    1962我从靖远师范毕业,在家等了几个月,于63年3月分配到老君小学教书,等分配的半年我结婚了。分配教书时以怀孕,在老君小学教了三个月书,就请假回家了,我坐月子没天,噩耗传来,说六年级去西吉县考初中,在当家岔的宴上,出事了,三个学生顽水不幸掉在深坑里,等捞上来时,已经停止了呼吸,听了后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那三个学生学习都好,人长的也很帅,我给他们代数学课,小学刚毕业就走上了不归路,他们的班主任老何急的死去活来。我听后觉得当老师不但要教书,而且还要育人,要有高度的责任心。秋天,我从老君小学调到头寨小学教书,当时头寨小学只有五个教师,我去后,学校给我安排了一三年级复式班的语文,五年级的算术,六年级的地理,一三五年级的美术,全校的音乐,一周36节课,没有一节空堂。当时孩子不到一岁,我就请了个小保姆给我帮忙带孩子。我把全部精力放在教学上。一三年级的学生比较难教。坐在一个教室里,给一年级教了,三年级的做作业,给三年级教时一年级的写字。三年级已经有作文了,可刚做作文的孩子实在不知道怎么做文章。有一次,我给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讲改作文,一篇作文要改三五遍,因带的课多,白天没时间改,晚上放学时留一两个学生和我睡到一起,教他们如何作文,给他们批改作文,不管男女都是小学生,轮流和我住下,每晚总有一两个学生学写作文。数学也一样,只要作业本发下去,学生必须要清楚自己的作业错在什么地方,为什么错了,如何改正。我对学生要求严格。这样一来,我的的学生进步快。不但如此,每个星期天,我顾不上管自己的孩子,却到差学生家里家访,让家长配合我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家长们很支持我的工作,每次学校评比,我的工作总是第一的。文教局的几个同志听了我的课后建议全学区的教师们每周轮流听一次我的语文课。我那时才21岁真是热血青年,白天黑夜忙忙碌碌,把全部精力放在教书育人上。我热爱我的事业,更热爱我的学生。每当那个学生身体不舒服或有什么困难时,我都亲自找到家里去看他们。因此我的学生也很爱我,那时我身体也不好,尤其生了第二个孩子后,由于产假太少,我得了一场大病,是产后风后遗症。腰疼,浑身都疼,说话有气无力地。但为了孩子们,我硬撑着上课,全班同学将桌子围成一圈子,我坐在中间给大家讲课,孩子们很感动也很听话。从他们的眼神中看出他们对我无限的同情和尊敬。1965年春天,全县抽调了几百名干部要在头寨乡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动员会在学校院子里召开,晚上还要放电影,电影之前放的是幻灯片,全是县委关于社教的伟大意义和政策性的文件,放电影的人不会念,因为我的普通话说的不错,我就在电影晚会上念了这些文件,有不少人交头接耳地问,这是谁在讲。难道来了位北京人?第二天县妇联主任张芳泰找到我,问了我的情况后,说要把我调到行政上,问我去不去。我果断地回答:不去。她又动员了好半天。我告诉她,我离不开教育,我热爱教育,热爱我的学生,我是师范毕业的,我一定要好好当我的老师,为祖国培养最有用的人才。她看我意志坚定,就没再多说什么。但一个月后,调令下来了,将我调到头寨乡当妇联主任。当时,对我来讲,这确实是晴天霹雳,我大哭了一场,我的学生都哭了,他们说:我们坚决不让王老师走。我也下了决心不走。就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直到上面通知我如再不去就停发工资,学校也不敢再留我了。放暑假后,我离开了心爱的学校,离开了亲爱的同学们和老师,走上了行政之路,去头寨乡政府,当时叫公社报到上班了。
乡下工作十五载
一、第一次参加行政工作
第一次搞行政。 我到公社时。社教运开始才三个月,一报到就把我分到头寨村社交组,我被分到街道上的二队,当时河畔乡的书记吴可义是全大队工作组组长,也负责三队的工作。刚走上行政岗位的我,就像没了头的苍蝇,不知所措,整天提心吊胆,该如何给群众讲话,讲什么呀,晚上愁的睡不着觉。心想难道党故意和我过不去?我书教的好好的,干吗叫我搞农村工作。这可让我怎么办呀。其实我也在偷看三队的吴书记在干什么,也没发现他的特别之处。还是和老百姓在一起拉家常,难道这就是他的工作吗,叫我琢磨不透。一天吴书记要给三队的社员开会,我赶紧拿了个厚厚的笔记本悄悄地坐在社员后面听,他在上面讲,我在下面记。我的写字速度特别快。连他说的每一句话都记了下来,包括每一个笑话。吴书记讲的事例很多,什么党团员情况,积极分子表现,什么饲养员羊倌等,讲得非常详细,我记得也非常详细。他讲完后问我二队的会开了没有,并催我快点给二队开会。第二天,我就召集了二队社员开会,可讲什么呢?我当时还不认识二队的人,更不要说了解情况了。于是我把昨天吴书记讲的话一五一十地念给二队的社员听,他们越听越糊涂,怎么说的全是三队的事,连人的姓名都没变,可因为是女同志第一次讲话,大家也就耐着性子听。散会后,和我要好的杜淑兰(当时大队的妇联主任)告诉我,你怎么开会讲话不讲二队的事全讲三队的事,我说我刚来不知道二队的情况,让我怎么讲。今天我讲的全是吴书记昨天给三队社员讲的。杜淑兰听了哈哈大笑。从这天开始,我每天跟上杜淑兰拾大粪。到地里看庄稼,和党团员谈话,和羊倌饲养员聊天。不久,二队的各个角落都有我的足迹。看来社员也还原谅了我的无知。我的家就住在二队,二队和三队是上下街,一有困我就到各家去和社员拉家常。了解各家的情况。当时人们的生活相当困难,有些家庭连买食盐的钱都没有,由于我和社员的关系好。他们没盐或没有调料就来我们家取,我和她们一样穿着大襟衣服和布鞋。在不认识我的人眼里,我哪像一个公社干部,简直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样,社员们没有叫过我的职务,他们都叫我“用德妈”(我大儿子的名字),每年分瓜季节,队上把握党一个社员分瓜给孩子吃,香水果子是队上的特产,果子熟了以后,家家也拿来给我们家,从那以后,我对队上家家的情况了如指掌。我和社员是鱼水关系,每次小组汇报情况或者给社员开会我都讲的头头是道,我这才开了窍,原来做群众工作就要放下架子,和群众打成一片和他们交知心朋友。群众才会信任你,给你说实话。
二、文化大革命
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外地来头寨的人拿着传单上写着“打倒刘少奇!”,下得我眼睛都花了,拿到家里悄悄地烧了,时间不长,整个头寨也开始了,每天都是会,写大字报,站队,当时是两派,有“红三师”和“追穷寇”,我和老公站的队不一样,我站的“红三师”,他站的“追穷寇”,每天还要吵一架,公社及其他单位的干部也都有了派别,过了几天,部队支援开展文化大革命,揪出许多走资派。
头寨大队的大队长刘海清是走资派,后来公社书记张仲也被揪了出来,除了白天斗,晚上吊在房梁上连打带吊,我记得当时给刘海清定的罪名是走资派,而且是一贯道首,全乡斗争的重点,给刘海清头上糊了一个大高帽子,胸前戴着一个大牌子,上面写着走资派的字样,无论大小会都要斗,用木棍打,后来打的他卧床不起,但开会时又将他抬到会场继续打,就这样,批的他经常死去活来,我心里害怕他死了,家人无法生活。我实在看不惯,就给支左部队的一位姓王的战士讲:“毛主席要文斗不要武斗,为什么现在把走资派打的这样严重? ”他表示同意我的看法,可没几天这位同志调走了,还有一位姓杨的,他主张走资派要好好打,就这样头寨乡是全会宁打人打的特别暴力,害的刘队长就这样活活被打死的。
还有一个姓陈的老汉,说解放前当过保长,也吓的自杀了。铁木山林场的一个四川人也被活活打死,我也扣上了“保皇狗”的帽子,公社的一些激进分子天天想着刮我的风,公社主任叫我把三个孩子送到老家去,我也是一个倔脾气,问他要文件,没有文件我的孩子不下去,他说你婆婆是地主,为什么要带上给你做饭,我告诉他,如果婆婆不做饭给孩子,我怎么工作,对他们无理打人的行为,我实在看不惯,有时还直说,这就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公社干部下队,把我分到最远最偏僻,生活最困难的牛门洞大队,叫我组织群众斗争黑五类。当时的形势不打人好像没有干工作,我到那个大队后,组织一帮妇女,给她们每人发了一根草绳,让她们用草绳轻轻打人。可这还是有人给公社揭发了。回到公社汇报后,他们说我阶级立场不坚定,同情地富反坏右和走资派。他们伺机进行报复。
一九六八年的六、七月份(这一年刮的是十二级台风),我怀的最小的孩子已经五个多月了。一天全乡开大会,来的人特别多,说是要刮几个干部的风,我根本没想到要刮我的风,大会快开的前半个小时,我挺着大肚子还教群众唱歌。那时候教的是毛主席语录歌曲,有些老者看着我悄悄的流泪,大会在学校的操场上开,天气特别晴朗,第一个揪出的是一个农民,打了后准备揪第二个,我可能是第三个或者第四个要批的,可这时蓝天上起了一个朵黑云,直奔学校操场,周围依然晴朗,就学校操场下起了大雨,人们又去了教室,可下了一阵子后又不下了,负责人又把人集合到操场上,准备再打,没想到第三次天不容许了,这时天空黑云密布,下起了倾盆大雨,这一下一直下了三天,晚上有三个老头,戴着草帽扛着铁锹,悄悄来到我家说:“用德妈,今天的大会是专门打你和刘植,马校长他们的,你怀着孩子,社员们都知道,大家为你捏着一把汗,你真是好人,没做过亏心事,天都为你鸣不平,一心保护你,还是苍天有眼。”听了老人的话,我还真有点不理解,我怎么了,他们竟然要刮我的风,其实这之前不打人的文件已经下来了几天了,为了刮我的风,他们竟然把文件压下没有传达。
雨过天晴后,公社办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班,我早做好了准备,下了几篇发言提纲,学习班一开始,我急不可待,第一个发言,我用生动、具体的语言,深刻地用运毛主席语录批驳了公社一些领导及激进人员的丑恶行为,一讲不可收拾,三个钟头的发言让他们听的心服口服,这个上午我一个人占了时间,这一发言,大大提高了我的威信,会后,一些熟悉的同志告诉我,你这一讲,那些人脸都红了,你为好人评了理出了气。可我也知道,以后穿小鞋的时间还长着呢!这之后,公社又让我整理地富反坏右的档案,给他们整理材料。
一直到12月初,我生了小女后在家产假56天,上班后他们让我跑头寨大队,这个大队有六个生产队,最远的也没有走十几里,我虽然刚出月不久,但我白天放下不到两个月的孩子,去每个队乱转,许多年长的社员劝我多照顾孩子,可我性格强,宁愿苦了孩子,也不让别人说我工作不行。第二年大概孩子七个月了,公社领导将我分配到原边大队(原边大队位于头寨街西北,全大队十个生产队,地域辽阔,山大沟深,整个山路是羊肠小道,山势陡险,经常有狐狸、狼出没,是个特别落后贫瘠的地方)工作,我带着七个月的孩子要走那么多的路,那么陡的山,一个身体瘦弱的女人,怎么能办的到呀!但分配你到那个村你必须的要按时去。
我记得我背着孩子,手里提着打狗棍,肩膀上还挎着一个小黄挎包,就去原边了。来头寨赶集的原边女人,看我背不动孩子,都抢着帮忙抱孩子,可这孩子已经认人了,不让别人背,非让妈背,我又累又难过,生气地将她放到地上说:“你不让别人背,我把你一个人放下,让狼吃去!”我前面走了,她就使劲哭,无奈我又背起她一直走到原边大队。
原边大队人口两万多,光老鸦沟生产队就有六个小组。我到原边大队的第二天就召开了各生产队长和全体支部会议。会上有旮旯的二队长特别骄傲,据群众反映,他是队上的一个恶霸,他说的话和做的事不管对不对,社员要百分之百的服从,许多妇女也经常受他欺负,经过和其他队长的调查了解,我掌握了他大量的具体事实,会议开了两天,除了传达公社会议精神,剩下的是各个队长汇报队上抓革命促生产的情况,最后是我对这次会议的总结,在总结的中间,我专门提出了对二队长工作的看法,针对他的问题,用毛主席语录狠狠地进行了批判。我同时撤销了他的队长职务,可由于他最后认识有转变,而且向党支部写了保证书,我就给他留了一个机会,以观后效。听群众反映,这次会后,他进步快,人也变的谦虚了,好像另外一个人,对他的进步,我又在下次会上进行了表扬和鼓励,我以为他对我怀恨在心,其实从那以后,我们的上下级关系还挺不错。
我经常要到其他队上去,可半岁多的孩子我带上实在无法行动,于是最后决定把孩子放在家里交给孩子的奶奶喂汤抚养,我去工作。就这样,我丢下了最小的女儿,孩子正在吃奶,放到家里后,我乳房胀的无法行走,没办法就在王家岔队上找了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将我奶吸干,一次又一次的吸,最后也没奶了,当别人的大孩子吸我奶时,我恋女儿的心比刀扎的还疼,看不见人的地方,我整天以泪洗面,看见人的时候,我比谁都表现出坚强,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我这是为了什么呀!人们常说:“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可我的孩子过的是见不了娘,吃不上奶的苦日子。但我还是面对现实,天天下乡工作。
平常开会的时间,我到各家去,劳力少家庭困难的人,我多跑几趟,到谁家区,我就到那家打扫卫生,帮着做饭,缝补衣服。有一个姓刘家里,他们干完活后回到家里,我已经把饭都做好了,他媳妇高兴的说你在家的日子真好,我们还能吃上一顿可口的饭。每次下乡,我的小挎包里装着个理发的推子,走到队上,看见谁家大人孩子头发长了,我就随便给他们理了。那时候我省吃俭用,攒下了120元钱,买了一台缝纫机,会公社后,晚上偷偷的学裁剪衣服的技术,下队上谁家有缝的衣服我就背到我家里给他们缝好送去,全乡只有我有一台缝纫机,就这样我工作的队上的妇女特别爱我,那时候人们还过着吃不饱的日子,可她们只要有一点点好吃的,都要给我留着,等我到队上后,家家的女人争着抢着要我到她们家,我们一块下队的马干部说:“我们的手吊着向秤砣一样等着人叫,人走完了也没人叫我们一声,你被她们争着抢着要,太不公平了。”我说:“我去每家都帮她们干活,你们去了先吃先喝,还要人伺候,她们当然热爱我。”
每次开社员大会,我首先讲,今天开会的妇女把针线拿上,一边听会一边做针线,妇女们听了特别高兴都说:“男干部开会都不让我们做针线,你还叫我们在会上做针线,真了解妇女的苦处。”于是妇女们拉鞋底的,拧麻绳的,捻毛线的,织毛衣的等等摆开了手工活现场,他们没有交头接耳的,一边做一边听,但后来做的也放下手里的活,听我讲,等会完了后,我喊“散会!”她们说还想听,我讲的没听够,我告诉她们,听完后照我说的好好去做,下次我再给你们讲新的内容,布置新的工作。
就这样,我走遍了原边大队的各个生产队,了解了各个队群众的生产生活及风土人情,并且向群众学习了许多生产知识,比如怎么挖洋芋,怎么锄草,怎么捡谷子,怎么簸皮和食等等。干部群众都信任我,我一干也就干了一年多。后来,公社为了考验我的阶级立场,又将我调到山区,我老公的老家共丰大队,而且专门让我去共丰大队的河西生产队工作。
这个队人分上下两组,上组住的除赵家和惠家两家外,其余全部是地主柴家,当时柴家有三个地主分子,她们是我的婶婶嫂子和一个哥哥,伯父在刮十二级台风时已经打的不像样子,婶婶和其他的还没挨过打,公社领导的意思是,把你分到这个队,看你如何对待你婆婆家的地主分子及其子女,这事我明白,在这特殊的年代,我必须用特殊措施对待家人。于是下队上后,我没有去婆婆家,住在我的同学贫农毛玉英家里,除了监督他们的劳动外,我几天中午给他们开社员大会,首先由地主分子汇报他近几天的思想改造情况,是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早请示晚汇报的工作坚持了没有,如何教育自己的子女对群众提出的改造意见做的如何?等她们汇报完后,我又动员群众对地主分子提出更高的要求提出改造意见。根据社员的意见,我把他们排成队分成类,提出改造的具体要求,来公社汇报后,他们既不表扬也不批评,反正考验过了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这里的群众把我为柴家地主分子子女开会讲话排队分类的事情传为了佳话,他们认为我做对了,要不我怎么能继续工作呢?
三、当队长
一九七零年的秋天,我又分到二寨子大队工作,等我去二寨时,高粱苞谷都熟透了,到队上后,先各生产队长了解情况,可没找见,队上的社员告诉我,队长的岳父病重去了山区看丈人去了,不在队上。队上的生产无人过问,现在秋田全掉在地上了。我赶紧跑到高粱地里一看,天呐!红红高粱颗子撒满了整个高粱地,苞谷熟的连叶子都黄了,队长不在,也没有把工作给其他人安排,眼看着队上的粮食就这样被糟蹋了,我心里急了,这可咋办呀!晚上我召开男社员大会,会上我以满腔激情讲了队上的现状,我说:“我们是吃粮食长大的,虽然父母给了我们身体,但没有粮食养育,我们能有生命吗,浪费粮食可耻,节约粮食光荣,60年过去没几年,难道忘记了挨饿的痛苦了吗?”我的讲话富有感召力,群众都异口同声的回答我讲的特别对。经过一番动员后,大家都说,现在队长不在,没有个头领导,我们的劲才能用到钢刃上,要不这么乱怎么搞啊。我回答,这些日子我就是队长,大家听我的指挥,听了后社员们特别高兴,并表态一定听你的。
我把男人分成四个小组,每个组选出了一个组长,再把地分成了四份,每组负责一份,首先集中精力收割高粱。第二天我又召开了妇女会,将女人们也分成了四组,由一个女组长负责,跟上四组男人,白天男人割高粱,女人们拿上笤帚扫掉在地上的高粱颗子,晚上组长开会评比,看哪个组进度快,割的好扫的干净。我天天去各组收割的地里检查,督促鼓励,就这样,经过十多天的艰苦奋斗,高粱也全收到场上了,也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失,收完高粱后,继续收苞谷,速度快,质量高,当队长的日子里,我没有回过一次家,其实二寨子离头寨只有十几里远,骑上自行车还不到一个钟头就到家了。但为了工作,我要坚持不能让社员的粮食受损失。等苞谷快收完的时候,队长回来了,我当时特别生气,心想对这样把群众利益不放在眼里的队长要他干什么,一心想换掉,可又一想,二寨子队里一贯道家庭比较多,能工作的人不是地富成份便是入过一贯道的人,很难找到合适的人选,政治约束了人,最后让他在社员大会上做了检讨,又写了保证,我又继续让他工作,给了他一个立功的机会。通过这次失误后,他也认识了他的错误,并且积极表现取得了群众的谅解,等他工作稳定后,我才宣布辞去了队长职务。社员们风趣地说:“你干脆不去公社了,给我们当队长,我们大家一定听你的。”
七一年夏天,三百户生产队的正队长调县党校学习培训去了,公社又将我派去帮副队长杨莪秀开展工作,抢收麦子。我到生产队时,快下午四点了,但社员们还没上地受麦子,眼看整片整片的小麦全黄了,可副队长年轻,工作也没魄力,社员们根本没有把小伙子放在眼里,上工的哨子吹了一遍又一遍,从下午两点半吹到四点,但人们还是慢慢腾腾,从大门里出不来,我到队上时,杨队长已经急出了精神病,连哨子也不会吹了,眼睛直愣愣的盯着小麦地,不发一言。人们从他眼前做过,他连头不抬也不看,他的老父亲告诉我:“你来了好的很,快救救我的孩子吧,卢队长走了,把任务交给了他,他把社员都没有办法,人家都不听他的,眼看小麦一齐熟了,他急的整夜都睡不着觉,晚上到处乱转,没办法,我硬把他拉回家,整夜陪他睡,生怕出问题。”听了他的话,我也着实害怕了,三百户是全乡条件最好的队,种的水川地,80%以上是小麦,如果把小麦收不上来,那损失不仅仅是一个队的问题,而是整个公社的损失,这可如何是好。当天我动员了几个比较有威望的老者,了解了全队社员的情况,对社员的表现排了队,晚上我首先召开了队上党团员及表现好的所谓积极分子大会,会上讨论了收小麦的规则,研究决定由党团员带头组织先锋队,积极分子队,老人队,妇女队,并且从饲养员,羊倌队伍中抽些人,给别的饲养人员调剂些牲畜,动员所有能动员的力量抢收小麦,当晚我在会上讲了,从今晚开始我就是队长,大家有什么找我商量,见于杨队长有病,就请家长陪她去看病,暂时就不负责队上工作,等病好了再恢复他的工作,会上我征求他的意见,他好像不省人事的样子,没做任何反应,可大家说,你这办法好,就让杨队长先看病。会后他父亲高兴的说:“歇息你放过我孩子,让我陪他去看病,我要赶快给他看病,要不迟早他会疯了的。”
会散后,我住在卢队长家里,因为天气太热,我和卢队长的妻子在院子里的一个门板上睡觉,大概凌晨五点的时候,我听见远处有人哭的声音,我赶快跑到大门外边,听见公路南边的杨家在哭,我就和卢队长的妻子到他们家门口,现场的人很多,一问怎么了,说是杨队长上吊自杀了。我的头一响,几乎昏倒了,杨队长怎么能丢下老父亲妻子和两个女儿干了这蠢事呢!进杨家上房后,他父亲双手捏住我的一条胳膊,还没哭几声就昏死过去,吓的我直哆嗦,我想这老汉的命这么苦啊,从小没了父母,在舅舅加长大成人,取妻后生了一男一女,孩子还不懂事他们的妈妈又去世了,丢下两个儿女,是他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现在女儿已经出嫁,儿子也生有两个女儿,老汉刚缓过气,可又来了个老年丧子,你说这个人今后还活不活啊!看着他死去活来的样子,我也悲痛欲绝,不知所措。该给老头和少妇说什么好啊,难道是昨天晚上会上让他看病他误会了吗?想来想去觉得应该给公社说一声,该给县公安局打个电话说一声,叫他们下来调查以下情况再做处理,可大热天,三百户又没有电话,我就派人骑上自行车到公社给公安打电话。公社书记也来了,公安调查后认为:杨队长病已经时间长了。他父亲也做了证,说最近每天晚上失眠情绪低落,和谁都不说话,怕出了事情,他晚晚陪着他,可没想到后半夜睡着了,人家就干了这想不到的事情。这件事与昨晚开会无关,群众也都做了证,说我讲的全是抢收小麦的事情,一点没批评杨队长,并给请假让他回去看病。
虽然公安做了结论,但我心里是一块石头,这个队长我还没开始上任,就发生了天大的事,这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情了。丧事是我一手操办的,办完后,卢队长还在县上学习,我继续留在队上当队长,收麦子,这件事情后,群众倒还听话了,也积极行动起来,每天五点钟就到地里去,十二点吃过饭,不太休息都自觉地割自己分的任务田。大家齐心协力不到十天的时间,小麦全部收割上场。
杨队长去世后,有个叫卢海根的人想要当队长,因为这人思想有问题,虽然他毛遂自荐,但绝大多数群众不同意,我也不准备选人,等卢队长来了再定人选,可他迫不及待,认为我不让他当,把问题全看在我的身上,一次我在开妇女群众大会,他居然在旁边用最难听的语言骂我,第一次骂时我正给社员们讲话,装作没听见,等快散会的时候,他又出言不逊,用最恶毒的语言而且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这下可激怒了我,我想我工作快十年了,还没有人说我的不是,你是什么人,竟然出恶语伤人,年轻气盛的我怎能忍受?!加之你也不是一个正派人,是队长一个不受众人欢迎的人,我今天要看看你的病,哪怕我的干部不当了,我也要争这口气,不能输给你这样的人。散会后我大声说道:“散会!你站住!你要是男子汉今天你再骂一声!”看见我涨红了脸,气急败坏的样子,他也害怕了,他就前面跑了,我就在后面追,追到他家大门上,他把门从里面顶了,我说:“你如果是你娘养下的,你是男人的话,你就出来,我王青兰干部今天不当了,也要和你叫个高低!”他死活不出来,我当时也被气坏了,控制不住自己的嘴,出言狠狠的在他门上骂了一个多钟头,最后在许多群众的想劝下,我才到卢队长家里吃饭去了,下午我给公社写了信,汇报了情况,并且说我违反了纪律出言语骂了坏人,叫公社来处理我。
第二天,青年干部张生华来了,听了群众的调查会后,劝我再不要为这样的人生气不值得,同时说他虽然无理骂了你,但也没有占去便宜,“你骂的比他还厉害,一个大男人被女人骂了,我想臊的他的毛都脱光了,还哪有什么脸见人。”在这位同志的思想上,骂人是男人的权利,女人就应该守妇道,不应该出口伤人,但我想这种人就不能给他颜色看,以后工作还能开展吗?从那以后,三百户的社员开会积极,劳动也能按时出工,说闲话、倒是非的人也缩头了,经过几次的大折腾,总算太平了。
我一直当队长,等卢队长学习回来后,我们又策划着选新班子。但是我这次当队长实在倒了大霉,一个生产队的事,弄的我焦头烂额,杨队长的死让我心碎,虽然群众支持我,可我深深知道头寨川区的工作比山区的难搞的多,可川区一些队一有困难就派王青兰,难道我是傻大姐?
川区工作的时间长了,公社又说让我负责香林、喜坪、牛门洞三个大队的工作,我去后召开了三个大队干部会议,给各个大队布置了工作,然后分头到各个大队检查执行情况,到喜坪时,我见了大队长张富财,他们家住的地方有一个山洞,只有他们一家人,当时是三个孩子,他告诉我,他们的孩子几乎没有见过大人,每天早上他和妻子起的早,孩子们正在熟睡,临走时给孩子们放些烙下的杂粮面饼子,孩子们一天吃干馍馍喝凉水,等他们回家时,天太晚,孩子们等不住爹娘也就提前睡了,等妈妈半夜做好了饭才叫醒他们,他们家只有一口吃饭的锅,没有吃饭的碗,在炕头边上挖了三个坑用红土泥成吃饭的碗。饭熟了以后,就给孩子们捋在坑里,孩子们用高粱秆做成筷子吃饭。
听了后,我有点不相信,我让队长领上我去他家看,可他死活不领路,我想这人怎么当的大队长,连自己的家都管不好,还管整个大队几个生产队呢,可我实在同情他,就拿出我的五块钱给他,让他给家里买几个碗和几双筷子,再买点日用品。他当然很高兴,因为那时候钱比较值钱,我才拿着43.16元的工资。过了几天公社召开大队长会议时,我问他买了几个碗,他告诉我,家里穷的没办法管,你给的五块钱我吃上纸烟了。我听就懵了,真没想到,他把这个家没当回事,不知道做一个男人的责任。我的心一下子凉了,但这样的人家在头寨也不少,如何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如何让群众吃饱穿暖,过上好日子,我想我们要做的工作还是很多,任务光荣而艰巨啊!
新庄乡工作
    一九七二年夏天,我调到郭城公社工作,当时的书记是杨立广,除我之外,公社还有一位妇联主任,去公社工作的头一天就把我分到八百户大队工作。这个队生活生产条件都比较好,当时县上下乡城里人也有好几家,在这个队上工作,人的心情也好,因为大队支书和各个生产队长关系处理的好,各队长工作积极踏实负责,我除了传达县上和公社会议精神外,其余时间就是走访生产队,掌握了解队情人情,然后各队如有些小纠纷处理一下也就可以了,所以我的心情也好多了,从三百户事情的隐痛中解放出来了。我看见这个队的各方面条件好,我就想把我唯一的姐姐家迁到这八百户队。我只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因为时代造就了他们的日子都不好过,可我姐姐命更苦,丈夫去世后留下七个孩子,她含辛茹苦在队上一个劳动日不足十分钱的情况下挣扎着。因为姐姐的苦日子,我整天发愁,我大胆的提出我的想法,并把情况汇报了公社,书记听了也有些同情,表示同意,本来那时黄河水刚引到郭城,迁移人也有任务,趁这个机会,我将姐姐一家九口人迁到八百户生产队,这是我利用工作之便干的第一件私事。在郭城工作不到两年,七四年,郭城被分成了两个公社,郭城和新庄公社,本来县上决定将我留到水川区的郭城公社,另外一位妇女干部杨友贵分到了新庄公社,可当时分上去的公社书记杨立广不行,非要我上新庄,他告诉我,你上新庄,让杨友贵留下,我当然不同意,我说郭城工作再难搞,我要努力,起码我能照顾一下家,让孩子们上学呀!看我态度坚决,他再没有多说,但他背后做了手脚,跑到县委组织部谈了一定要王青兰分到新庄,就这样,组织部又发文让我去新庄公社工作,我带着满腹牢骚,不高兴地踏上了去新庄公社的道路。
刚去公社时,新庄没有几间房,干部们两个人挤睡一间办公室,一个小小的院子里,到处长着杂草,看起来还不如一家农家院,我没地方睡也没有办公室,就到下方户柳生家住,可他们加也不宽敞,家里人口多,大概十二口子人,只有三间睡人的小房子,他们家找了一块小木板给我在老太太房里支了一个小床,我就和老太太及三个孙女睡在一起,晚上写个东西也就在他们家的煤油灯下写。公社连张多余的桌子都没有给,连一张办公用纸一瓶墨水都没有,可这一家人对我特别好,他们没有把我当外人看待,吃饭的时候总让着我,说只要你经常住,我们大家都很欢迎,老太太把我当她的亲女儿,家里给孩子们炒点豆豆或者做点什么可口的吃喝都要给我留着,我在他们家住了一年多,结下了深厚的情谊,这一年的时间里,我的工作是包新庄大队,整个新庄塬公社,大概有七个大队,虽然全公社有两万多人,可这个公社山大沟深,地域辽阔和原边公社差不多,七四年的新庄塬还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地方,全公社各大队生产生活条件都比较差,相对而言,新庄大队还都在塬上,走路比较平坦一点,可能是为了照顾女同志吧,我分到这个大队后,整天拉上打狗棍,背上小黄挎包走村串户,用以前工作的方法和经验,执行公社分配给我的工作任务,照样受到群众的欢迎和爱戴。
那时候,人们的生活比较困难,吃的多半是政府供应的红薯面的饭,有许多群众家里仍然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记得七五年夏粮快熟的时候,我组织全大队各生产队和文书会计估产量,当估产到陵干生产队时,正是大中午了,估到哪个队就在那个队吃饭,当时我身体状况特别不好,经常胃疼,气短,走路也慢,但工作起来不要命,休息后我被分到张某某家(我忘记主人的名字),我进他家时,他们家正在吃饭,我看见人家吃的是白面其华子(菱形面条)我就倒头休息,等一觉睡醒后,他给我端来一碗谷面汤,里面放了些苦苦菜,酸汤清的能看见碗底。我看后想,我从大门进来时看见他家里人都吃的白面其华子,怎么给我端的是谷面清汤呢?我刚喝了几口,社员卫秀莲进来看我来了,看到我端的是这么个饭,就说:“这你吃了还能走路上下麦地埂子估产吗?”我说:“我吃的少,完全可以支持住,你放心。”她一把夺过去我端的汤碗,生气地说:“走到我家去,我一定要好好招待一下你。”她把我拉到她家后,她们家已经吃过饭了,为了我,她很快给我烙了些死面油馍馍,又炒了四五颗鸡蛋,烧了点白面面汤,我连吃带喝,吃的肚子涨涨的,临走时她又用纸把剩下的油馍馍包起来,好让我背上路上饿了吃,我坚决不干,我说家里就养着那么两个母鸡,下了鸡蛋不容易攒下,攒多了还要卖钱给孩子交学费呢,你已经把几天的鸡蛋炒给我了,又把几天的油做成了馍馍,我这就太享受了,剩下的让你的孙子吃去吧。她临走把我送到大门口,并且把张家仁如何给我喝汤的事告诉了队长,队长听了后很生气,说:“我把王主任专门安排到一家生活最好的家里了,怎么会这样!”我说,不要紧,我吃的少,现在正在困难时期,给干部能烧些汤就不错了。回公社总估产情时,队长给公社也汇报了这个情况。后来这家的主人也来公社说明了原因,说生产队长认为他们家有粮吃,给他们家不给供给粮,为了给他们家争取些供应粮,他才叫我喝菜汤,表明他家实在没粮吃。他还给我道了歉,听了后也觉得有些道理,两个月过后,我给他们家争取了供应粮。
    一次西坡的生产队队长来叫我,说队上有些青年人虐待老人的现象比较严重,叫我去队上解决一下,我到了队上后了解了一下情况,有两三家子的老人过的不舒心,其中一家李家的老人因儿媳妇不给饭,也不让在上房睡,把老人安排到一个装牲畜草料的窑洞里,不给铺盖,让老人自己做着吃,供应一点粮食,老人无法生活,离家出走要饭去了。我去时老人还没有回来,据队上了解情况的老者告诉我,这老头生有三个儿子,孩子的母亲是生老三的时候不幸去世了,是父亲辛辛苦苦把他们拉扯大,全村所有孩子穿过的烂鞋父亲要来订了又订,所有孩子的破烂衣服父亲要来补了又补,好不辛酸啊!现如今,他们都成了家,也都生了孩子,就不养他们可怜的老父亲了,这家撵到那家,转来转去,最后连地方也没有了,我听后感到无限悲伤,如今的年轻人需要好好教育,可怎么教育呢?我就和大队干部,学校校长商量,开个全体社员及全校学生关于孝敬父母,尊敬师长的大会,由学校组织学生写些关于孝敬父母,尊敬师长的文章,再由大队生产队长也做好准备,就用这一事例教育全队社员及学生,准备了两三天后,在星期六下午召开了会议,会上校长同学生们演讲了尊老爱幼学师重教的伟大意义,有些是诗朗诵,有些是散文,讲的生动活泼,生产大队的干部也讲了具体的事例,最后我做了总结,以忆苦的形式,讲述了父母的心情和辛酸,听的人多半流下了眼泪。这次会议对大家启发很大,会后我把他们兄弟三人留下,单独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每家写了保证,订了孝顺父亲的计划,媳妇们主动争着养老人,给老人拿来了缎被子。从此以后,全大队各生产队也都开了会,传达了消息,老人们都很开心,我走到哪个队,哪个队的老人都找我聊天,和我说心里话。
群众的困难,使政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那时候不知道是从哪个部队下放的一大批救济衣服和黄棉被,都要分给群众,当时的社员真的是“吃的救济粮,穿的黄衣裳,远看像当兵的,近看没背枪”。要把衣物送给群众也不是件随便事,搞不好,会闹出矛盾的,首先在新庄大队搞试点,然后全公社再发放,因为西坡生产队人多,比较复杂,我被分到这个队负责发放衣物,到队上后,我分头找学到老者和有威望的人,对全队最困难的,中间的和困难较少的各家进行了排队分类,然后根据各家的情况和衣物被子数量分到各户个人。方案出来后,我三四次召开社员大会,让大家充分发扬民主,积极提出修改意见,经过四天时间,一直到大家都没任何意见了我就汇报给公社,公社不相信这么快我把事情办妥了。其他生产队都还没弄清楚,最后书记亲自下到我队上进行了调整,才允许了我队的方案,我很快把衣服发给了群众,可其他队的还没弄好。亮音滩生产队是公社秘书负责的,它的衣物几次方案都没有取得群众的满意,最后又把我派去给他帮忙,总算顺利完成了任务。
我到新庄的四寨大队工作时,发现四寨的妇女特别辛苦,尤其是四寨生产队的妇女们除了挣工分,上地劳动外,家里所有的活全给她们干,她们山上来,地里去,泥一把,汗一把的劳动,家里的男人们除了早上耕地外,一进家门就是大老爷的姿势,男尊女卑的现象十分严重。我看不惯了,想为妇女们抱打不平,一次的社员大会上,我除了传达会议精神外,好好讲了一下妇女的工作,我讲了:“今天农业生产妇女顶起了半边天,而在家里,妇女们撑起了一个天,广大的妇女同志天不亮起床给孩子们做饭,打发他们上学,然后疯疯癫癫往地里跑,劳动休息的中间,她们又爬在地埂上拾柴草,中午回家时背上柴,回到家后,人娃儿,猪娃儿,狗娃儿,牛娃儿等等娃娃儿都向妇女要饭吃,她们都顾不上喝口水就做饭,洗锅,给猪拌食,给狗给食,还没干完,上工的哨子又吹响了,有些妇女晚上还要给牲口添草,全家人的衣服鞋袜都要她们洗,她们忙的连头都顾不上梳,连脸都顾不上洗,难道她们是铁打铜铸的?!这里我要批评一些男同志,你们早上耕完地,回来后在家不但不帮妇女干点家务活,有些人还让女人把喝茶的炉子生着,把馍馍烙上自己先喝茶,喝完茶再等着吃饭,有些妇女攒下几个鸡蛋自己都舍不得吃,全留着给你们吃,看看她们这么辛苦,我都有点难过,作为丈夫,你们怎么能忍心你的妻子这样呢?从今天开始,妇女们要争取解放,家里的活儿要分工负责,女人除了做饭,喂孩子,缝缝补补,其余的活儿猪狗食,吊水给牲畜添草全由男人承包,我抽空还要检查,看谁能当五号丈夫。”我的讲话有很大的号召力,妇女们高兴的说:“王主任比娘家人还亲,今后就按她说的办!”过了几天,公社召开三干会,四寨生产队的队长开玩笑的说:“王主任你以后不要到我们队上来了,现在我们队上的妇女造反了,除了做饭,什么活都要我们男人干,真是不得了。”我走到哪个队除了帮大家干干活搞搞家务,还一定要为广大妇女争取男女平等多说多讲。
七四、七五年新庄塬一直干旱,社员们既没水吃也没粮吃,我们下乡时书记不让我们下队干部拿洗漱工具,公社由县上解决了几辆汽车拉黄渠水供应人畜饮水,队上分水时每人两马勺,用脏了的水淀了又淀继续用。大人孩子基本不洗脸,我们同样好几天不洗脸不刷牙,因为确实没多余的一口水,牛羊牲畜听见汽车的笛声后,使劲追汽车,为的是能喝一口水。下到队上,住在谁家也分到两马勺水。每到冬天下一点雪,社员们都抢着扫雪收集水,附近地里的雪,路上的雪都收到窖口旁,往窖里流,那时家家只有一口窖,因为在黄土高原上,窖打的特别深,雨水好的年份里,吃的水还可以,干旱的一年根本不行。记得一次路玉民地区领导来新庄视察工作,半路上看见一大群社员,他们都在一口窖上吊水,真是桶子七上八下,挤的无法吊,最后还因为吊不上水有的人吵嘴,甚至打起架来。路书记看后说,这里的水缺的这么严重吗?我把情况汇报后,路书记回去有给增派了四辆汽车,每天不停地拉水,解决了群众燃眉之急。
那时候吃的是供应粮,队上给社员从公益金补助里面提出一点,每队只给几个月补助粮,有些队情况好一点的还每月有,情况不好的队连补助的也没有,但不能多给,那时候不按公社指示办的可叫私分,私分粮食以后就不再给供应粮。下乡的干部一定要监督好,我记得我到岘子大队去后,岘子大队的杜岘生产队情况较好,他们队除了补助粮以外,还每月偷着私分些,当时的队长杨世发告诉我,社员们劳动很辛苦,又没有任何副食,青油也少的很,吃的这么点供应粮和补给粮,饿的不能劳动,我问他还有什么办法能让社员们吃饱些,他说他们提公益金的粮多,能给社员们私分些,问我是否同意,并让我不要汇报给公社,我说只要社员不挨饿,交够了公粮我完全同意,每次私分粮他叫我记账,我也乐意给他们帮忙。那时公社分来两个年青干部,我带着一个靖远人,20刚出头,每到谁家吃饭交半斤粮票,2角钱的伙食费,我吃的少,每顿只吃一碗饭,他两碗饭吃上根本不解决问题,因为刚来,看起来很腼腆,也不敢多说话,情绪低落,一次吃过饭后,我俩又去另外一个队的路上,我问他想家了吗?怎么不高兴?起初他说没什么事,后来在我的追问下,他说:“我一天饿的很,你到谁家吃一碗就饱了,我吃两碗根本吃不饱,咱俩交着一样的粮票和钱,我不敢多吃。”我听了后哈哈大笑,我说你咋不早说呀,这里的群众很单纯,你吃多少都行,你不要看我,我年龄大,胃不好,多了也不消化。从这天以后,每到谁家吃饭 ,我便要一个糜面窝窝头,放在小黄褂里,让小万背上,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吃,他才高兴了,整天跟着我,帮我背挎包,打狗问路,在队上了解情况,很快就进入了角色。过了半年,公社给他一个大队的工作,他搞的很出色。
我到公社的第二年,县上又分来一个女医生,她也刚从学校毕业,也是二十岁,她到公社卫生院后,我们两在一个房子里,我把她当成我的侄女,每次下队我领着她搞计划生育,人长的漂亮,但从来不打扮,到谁家进去她也帮社员干活,脏累她都不怕,工作吃苦,耐劳,她性格很好,同情人,很受群众爱戴。我走到哪个队,那个队的计划生育工作也搞的比较顺利。我们俩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她不会做针线,衣服裤子破了都是我给她缝好,洗干净折好放在柜子里,她把我当亲姨姨,以后工作调动了,她结婚生子都是我帮的忙,到现在她称我是孩子的奶奶。不但对她这样,公社里所有同志缝补的衣服,订扣子我全包了,连拖拉机站全体人员的工作服都是我抽空做的。
一九七五年,我被县委组织部提拔成公社副主任,是副科级干部,但是我不是党员,文件下来后我很惊讶:“我从来没有想过当什么官,这是搞错了吧?不是党员怎么能当公社副主任呢?”我也不愿意当这官,我告诉公社书记,请你给县委打个电话取消我的公社副主任职务吧,我只要好好的工作,不在乎什么官,公社书记听后觉得我说的很可笑,说:“人家都不怕提拔,你还要耍小孩子脾气,真是的。”过了几天,县委王君党书记来新庄塬找见我说:“把你提拔成公社副主任侯,你还发脾气,有牢骚,这是为什么?”我说:“王书记,我把路走错了,找了个地主出身的丈夫,他家不但是地主,社会关系也相当复杂,我热爱党,但连入党的申请也不敢写,我工作好是我为党立功赎罪的表现,只要我好好的改造,党部给我将罪就知足了,怎么还想提拔当官的事呢?”王书记笑着说:“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嘛,你出身贫农,工作好,思想好,不但群众认可,干部也表扬你,你是全县妇女干部中的佼佼者,不提拔你,还提拔谁?你是第一批提拔的副科级女干部,希望你写入党申请书,早日加入党,更好的为党为人民工作。”王书记讲话时我的心跳加快了,因为文化大革命中我婆家的成份一直压在我心头,我想反正这辈子完了,一步走错,百步也追不上了,只要党要我工作一天,我就好好工作一天,党我已经对不起了,但我要对的起卧每月43.16元的工资。今天王书记给我的谈话使我想到我还有希望,党没有忘记我,而且县委书记亲自找我谈心,我激动的心情无法言表。晚上翻来覆去我睡不着,干脆写了个入党申请书,写好后,改了又改,可不敢交上去,压在抽屉里,秘书在我抽屉里找糖吃时发现了,就拿去了,不多日子我被支部批准成为共产党员,我激动的哭了,暗下决心,我一定更好的为党工作,决不辜负党的期望。
冬天是各大队生产队整顿领导班子的时候,这一年,我包的是岘子大队,这个队有10个生产队,两个在沟里,八个队在塬上,我和大队支书分了工,我负责尚庄、阴坡、阳坡三个队的班子整顿。整顿也就是扶新班子上任,多数队的队长不想干,因为生产队生活条件的限制,工作毕竟不好搞,麻烦多,报酬少,许多人觉得划不来,所以每年班子整顿是件麻烦的事。我先将尚庄、阴坡的班子整好后,就去阳坡队,可阳坡队的队长干脆不干了,我就住在他们家,天天给他做工作,并且叫了几个有威望的老人给他下话做工作,他还是不干,已经是腊月二十几了,许多干部都回家过年去了,这时候天气特别冷,社员家里又没有取暖的炉子,我被冻的感冒了,可阳坡的班子还没有扶起来,我准备换掉重新选,但老人们说这个队上人都调皮,除了赵队长,其他人干不了。我又下定决心,一定要赵队长继续干,但我感冒太严重,头疼、昏晕,起不来,社员们看见我病成这样,又许多人劝我算了回家去,年过完再选,我会说:“正月初几,地里就要拉粪上肥了,现在不把班子整顿好,来年要受损失的,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哪怕年不过了也要整顿好这个队的班子。”赵队长听见我决心很大,口气硬,无奈也就答应了。当天我被他老婆扶着,靠住枕头在他家上房的炕上开了户主大会,宣布了队上的领导班子,交待了任务,并且给全体户主提出了要求,让全体社员扶植好这班子,把这个队的生产和各项工作搞好。开完会后,由于我的病不能行动,又在他们家睡了两天,打针吃药,等稍微好转后,大队派人骑上自行车把我送回家,那时已经腊月二十八了。
我在新庄工作了近三年时间,我深深地体会到新庄人勤劳、朴实、无论走到哪个队,群众都把我当亲人,有什么话都可以给我说,我和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新庄公社工作的几年,使我难以忘怀。后来我调到县城工作,许多新庄人生病住院或者经济上有困难,都来找我给他们帮忙。
一九七六年春,我调到城关公社工作,为了欢送我,各大队支书要求公社杀一头猪,全体干部都热闹了一天。大家在欢送会上对我几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作为我以后工作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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